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本已疲迷的世界经济受到当前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和扩散的叠加影响，更是充满了多变、复杂和不确定等因素。尤其是部分国家的逆全球化举措，导致贸易、投资和产业链供应链遭受自然和人为的双重冲击。一些国家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行调整，即参与全球分工不仅考虑经济效率，与此同时还要注重经济安全等，致使全球分工受非经济因素冲击日益严重。中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无疑将面临更多逆风逆水情况，为此必须做好准备，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的国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等初级要素的成本和价格也曰益高企，因此依托低成本形成的传统竞争优势曰渐消逝。正是基于对中国开放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认知，以及中国开放发展新阶段的精准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指出“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习近平，2020）。

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之后，理论和实践工作部门对此进行了广泛探讨，包括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概念的解读（黄群慧，2020）、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能具有的经济影响和效应的分析（李旭章，2020），以及如何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刘志彪，2020）等。现有探讨和观点无疑为我们理解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和误读，错误地判断中国经济从此将转向封闭式“内循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再一次澄清了一些“误读”。那么，新发展格局能够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吗？本文力图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新形势下“两头在外”国际

大循环发展现状

为了便于问题的理解，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发展走过的道路，梳理一下我国开放战略演变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一）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国际大循环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底子）、基础弱、生产力相对而言比较落后。由于生产力相对落后，从而供给能力严重不足；人民收入水平较低，从而需求受到严重抑制。经济发展面临资金、外汇“双缺口”的严重问题。如何打破生产和消费的“低水平”循环？中国毅然决然地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从不断扩大开放中寻求发展的机会。我们选择了既契合自身比较优势,又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的“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战略，较好地把握住了国际分工变化带来的重要机遇，选择了上述开放发展路子，收获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张二震和戴翔，2020）。关于“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开放发展模式形成背景，现有研究已经做出了较为丰富的探讨和阐释（刘元春，2020），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从国际分工演进角度，就实施“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开放发展战略实施的条件作一简要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全球配置以及要素跨国流动等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新型国际分工，日益成为主导形态。由此，国际经济学理论关于生产要素不具备跨国流动性的假定遭遇巨大挑战，具体生产过程局限在一国国内，更确切地说，生产只能由本土生产要素独立完成的传统生产模式，遭遇颠覆性变化。生产的全球化更为本质的意义是，来自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进行专业化协作共同参加某一环节和阶段或最终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得生产从一开始便具有了全球化的基因。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和生产模式下，各国显然不再是生产某一具体的最终产品，或者是产品的某一具体阶段，即参与国际分工的边界不再是“产品”，而是以“要素”为边界了。正因如此，也有学者将这一新型国际分工模式称为“要素分工”（戴翔，2018）。“要素分工”的实质是跨国公司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等具体形式，整合和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和资源，从而按照要素禀赋优势的基本原理，对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阶段进行全球化区位配置，构建全球性的生产分工体系并将目标定位于全球消费市场。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即便一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条件下，尤其是缺乏必要的资本、技术、生产设备等条件下，也能够借助生产要素的跨国组合，而将自身的优势要素甚至是闲置要素加以充分利用，从而将潜在的生产能力变为实际生产力，据此解决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如果没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即便产品生产环节得以分解，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等关键要素，像中国这样底子）、基础弱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很难将自身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比较优势。因此，价值链的分解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对于破除生产能力不足的供给约束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和意义。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要素分工本质是一种新型全球化战略，即基于全球生产和全球消费的新型产业组织范式和循环模式。因此，在这种新型生产和贸易模式中，正是由于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对应着世界性的消费，也就是说，位于一国的生产不再完全与该国消费对接和循环。由此，便破除了由于收入较低所形成的需求约束。而上述模式其实正是中国得以实施“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的基础。换言之，中国实施的上述发展战略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基本分工原理的，同时也具有客观条件的。一方面，在生产落后和供给不足约束下，我们通过发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优势，与跨国公司基于成本最小化或者效益最大化的全球战略相吻合，或者说顺应了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的发展大趋势，将自身优势要素与发达国家技术、资本等优势要素相结合，形成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利用经济全球化繁荣发展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强劲需求，破解了低水平需求乃至需求不足对生产驱动的弱拉动。这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优势得以形成的基础和环境。

（二）“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取得了巨大成功

“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发展模式，导致中国对外贸易出现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由此形成的增加的外汇储备解决了经济发展起初阶段面临的资金、外汇“双缺口”问题。通过短短几十年的开放发展和努力奋斗，中国便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用了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发展历程，促进了中国工业规模的快速扩张乃至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WTO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于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从而一跃成为全球制造业最大的国家；2018年，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中国所占比重达到了28%以上，从而成为世界制造业增长的重要领跑者；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大约有220多种占居全球产量第一的位置。此外，UNCTAD统计数据表明，2019年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中国占比超过16%并由此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30%左右。如表1所示，中国开放发展的进出口数据等部分指标，也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

总之，中国开放发展的实践表明，“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战略，推动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并取得了骄人成绩。我们不仅收获了分工和贸易“静态利益”，还获取了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即大幅提高了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毫无疑问，与前者相比后者其实更为重要。这也是我国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坚实基础。

（三）新形势下“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至今已十余年，但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美国等发

2000—2019年中国开放发展的几个主要指标

单位：亿美元，％

达国家由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转变为主要搅局者，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这种变化无疑会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对“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产生严重冲击。另一方面，经过40多年的开放发展，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对世界市场毫无影响力的国家，而是一个可以称之为“巨型”开放型经济体的“大国”。随着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变迁，以及我国自身比较优势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动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减弱之势。

而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角度看，“两头在外”的开放发展其实也是与价值链上特定生产环节和阶段有关的。顾名思义，“两头在外”和“大进大出”，其实意味着上游中间产品，包括关键和核心零部件等都要依赖于从上游供应商进口，而在完成了特定生产环节和阶段的组装和加工后进行再出口，即将终端需求市场包括高附加值创造部分的营销、售后及其相关服务等，又交由下游需求商。因此，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物理环节和特性看，能够形成“两头在外”和“大进大出”往往是价值链中低端部分。关于这一点，其实正是中国过去几十年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典型事实特征。然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在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都不允许继续走“低端嵌入”的传统发展老路。首先，在供给侧层面，“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在要素分工条件下，必须依赖初级要素形成的低成本优势。然而，如前所述，近年来国内各种初级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包括非熟练劳动者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致使传统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其次，从需求层面看，消费升级也要求经济发展迈向高质量阶段，而“低端嵌入”显然与高质量要求不匹配。继续因循“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开放发展模式，不仅无益于上述目标的实现，甚至会产生阻碍作用。

二、依托国内大循环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机制

实际上，依托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作为竞争优势的来源，进而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在国际经济理论中早有论述。代表性的学说有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母市场效应说（本土市场效应说）、林德的重叠需求理论，以及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学说等，均强调了本土市场需求的重要作用。应该说，诸如上述理论探讨已经为依托国内大循环重塑竞争新优势提供了理论支撑。实际上，除了现有理论揭示的需求引致创新传统作用机制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够形成和发挥诸如高端产业转移的诱发机制、先进生产要素的虹吸机制、扩大进口的溢出效应机制等，从而推动传统比较优势向新格局下创新发展竞争优势转变。

（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有助于发挥需求引致创新机制作用

关于产业结构演进的理论指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两大因素，一是来自供给层面的如技术变迁等所能形成的直接推动力；二是来自需求层面的如需求规模和需求层次变化所能形成的间接推动力，即需求规模的扩大有可能引致创新。从生产体系来看，由于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分工关系和投入产出关系，因此产业规模的扩大不仅意味着为分工细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有助于实现斯密式的分工促进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生产规模扩大意味着对其他产业投入需求的增多，从而引发其他产业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并且在产业间、产业内以及产品内形成相互促进等效应。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同样如此，会通过诱发产业规模的扩大进而引致创新。当然，当消费需求层次和水平提高时,尤其是代表性消费需求层次和水平提高时，会推动追随代表性需求的厂商进行技术创新，实现技术进步等。对于需求引致创新的理论分析较多，在此不拟赘述。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与“两头在外”和“大进大出”国际大循环为主的传统模式相比，依托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充分发挥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作用，可以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突破“卡脖子”的关键生产环节和关键技术。这一点也正是“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模式在发展到特定阶段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和痛点。目前，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遭遇的“排挤战”就是例证。

（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有助于诱发高端价值链向国内转移

UNCTAD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在影响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布局上，本土市场需求是仅次于要素禀赋的第二大因素。实际上，对于承接方来说，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不仅取决于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优势要素，即自己究竟能做什么，而且还取决于跨国公司将哪些生产环节和阶段配置到该地区，即跨国公司给你做什么。毕竟，全球要素分工的主要推动者就是跨国公司。而如前所述，除了优势要素这一主要决定能够做什么的因素外，跨国公司还会考虑到市场因素，从而决定给你做什么。决定给你做什么，显然会直接影响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因为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仍然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的特征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附加值创造能力。那么接下的问题是，本土市场规模扩大对于本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变化，究竟如何产生利好影响？正如现有研究指出，产品生产国际分割以后，会产生生产和消费的“分割”成本，而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对同样的分割程度敏感性不同，因而从成本最小化角度看，对贴近本土市场的需求也就不同（戴翔等，2017）。具体而言，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和阶段对“分割”成本往往较为敏感，从而更有贴近本土市场的需求，比如研发和设计。与之相比，诸如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创造环节对“分割”成本的敏感性相对降低，而对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敏感，因此对贴近市场的需求就不如研发设计等强烈。因此，本土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会逐步对价值链高端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形成诱发作用，促使跨国公司将更高端的生产环节和阶段配置到本土市场。

（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有助于虹吸全球高端要素向国内集聚

引进外资参与全球要素分工，是过去40多年中国开放发展的经验所在。未来，中国要在进一步融入乃至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实现与全球各国共同发展，仍然要顺应全球要素分工发展演进大势。但是，与以往简单地引资战略不同，新阶段中国需要向高质量集聚全球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方向实现战略转型，通过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引进具有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人才等，服务于中国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而本土市场规模优势显然可以对全球高端要素形成强大的虹吸力。伴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升西降”格局的调整，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这一变化趋势更加明显，包括中国在其中发挥的重要引擎作用。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可能更加看重中国市场，并将具有创新要素密集型特征的诸如研发阶段转移到国内来。显然，这会有助于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并夯实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

（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有助于发挥扩大进口产生的溢出效应

在本土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背景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仅意味着对本土市场的需求会增强，与此同时，对外部需求也会增强，从而会扩大进口需求。伴随中国本土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张，我们不仅在客观上有着更高的进口需求，而且在主观上也切实采取了扩大进口的举措。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要素分工下贸易的性质出现了本质改变，即从以往简单地链接生产和消费的流通过程，转变为链接不同环节和阶段的生产过程。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扩大进口的本质作用，在中国开放发展新阶段不仅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升级，更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从而助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比如，通过扩大进口可以“补齐”产业发展中的短板，从不断扩大进口中进行学习，将引进、消化、吸收和开放创新有效结合起来，提升自己;短板的能力。此外，依托本土市场规模优势主动扩大进口，还可以产生开放倒逼改革的制度环境优化效应，还可以产生进口竞争效应等，从而发挥促进技术进步的良性机制。

（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有助于构建双向循环开放型经济体系

开放型经济是一个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循环系统。不论是哪一种都是参与全球要素分工的方式。而将二者有效结合，可以更好地整合和利用全球资源。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以“引进来”为主，“走出去”起步相对较晚，当然，这主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现实阶段有关。因为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可知，在企业国际化方式中，开展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门槛和成本最高，因而对企业生产率等要求也就最高。也就是说，如果对企业生产率进行梯度排序，只有处于第一方阵的企业才能够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由于受到要素禀赋、企业家能力等多种现实因素制约，短期内培育）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确实不易。但是，本土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市场发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不仅为本土企业成长提供了必要的土壤和养分，而且本土市场规模优势还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以及产品和品牌的差异化竞争优势，从而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力，帮助中国企业从以往主要作为全球要素分工的简单参与者，向全球要素分工的积极推动者转变，从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整合和利用资源。

三、双循环发展新格局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现实路径

综上分析可见，我国开放发展新阶段既有转向新发展格局的必要，也有其现实基础和条件。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等方面约束，国内市场分割现象还比较严重，还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大循环，内需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从而使得表面的超大市场规模没有形成超大有效规模。因此，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塑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现实路径，需要在下述三个方面尽快实现突破。

（一）尽快打破市场分割推动市场一体化发展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其首要前提是实现国内市场的畅通。由于体制机制的约束，以及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存在，国内市场受行政区划分的影响，市场分割和碎片化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已有研究指出，目前的市场分割现象使得中国不同区域间形成了“诸侯经济”特征，而市场分割的存在显著抑制了产业链转型升级（盛斌和赵文涛，2020;张昊，2020）。因此，打破不同省市间的行政壁垒，尽快破除体制机制等方面形成的约束作用，是推动市场一体化的根本出路。这也是发掘市场规模潜在优势的前提。为此，需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重点突破要素市场的改革难题等，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二）以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为引领有序推动国内市场统一

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在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的特征事实，因此完全消除所有壁垒进而实现国内市场统一，显然不太现实。为此，在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可以率先打造区域经济高质量一体化，据此为引领逐步拓展、扩散，最终推动国内市场的统一。比如，目前正在打造区域一体化，包括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等。这就需要尽快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全局意识和统筹决策，尽快破除其中的体制机制约束，打通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人员流、技术流、物质流等关键堵点和断点，率先形成和打造集产业链、市场链、创新链于一体的高质量一体化标杆和示范，以此为带动其他地区一体化发展提供引领示范作用，提供经验借鉴作用。

（三）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国际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顾名思义，畅通国内循环其实仍然离不开融入国际循环。实际上，中国过去几十年开放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的促进作用。对其中的作用机理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从这一意义上，重塑竞争新优势还需要进一步发挥融入国际循环的作用，或者说融入国际循环对促进国内循环的作用。当然，继续发挥融入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的促进作用，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显然不能停留在原有水平的国际大循环上，而是要在稳定外资外贸基本盘的基础上，探索开放发展的新路子，尤其是要促进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以高质量对外开放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为此，需要将中国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同时转化为其他各国企业发展的动能，也就是说让中国经济发展能够为世界各国的企业提供将更加广阔的市场机会，让中国市场能够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向往的投资首选地，让中国市场能够成为全球优质和创新要素集聚的热土，从而在扩大开放和高水平开放中，将两个市场有效连接起来，真正实现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开放发展新格局。此外，新一轮的高水平开放不仅体现在开放领域需要进一步放宽，同时还要注重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假设，尤其是制度型开放的步伐要加快。通过打造更为优越和完善的制度环境，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将中国市场打造成一个高度开放、安全和自由流动的市场。如此，全世界生产性要素（包括人才、资本、金融）都愿意流入和集聚；如此，才能以新的竞争优势改变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形式、方式和途径，实现从以往'两头在外”的循环格局，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参考文献

[1] 戴翔，刘梦，张为付.本土市场规模扩张如何引领价值链攀升[J].世界经济，2017,40(09):27-50.

[2] 戴翔.要素分工新发展与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战略调整[J].经济学家，2019(05):85-93.

[3] 黄群慧.从当前经济形势看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N].学习时报，2020-07-08(006).

[4] 李旭章.以双循环格局促产业链供应链升级[J].人民论坛，2020(23):92-94.

[5] 刘元春.正确认识和把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N].学习时报，2020-09-09(003).

[6] 刘志彪.对内开放：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因素[J].探索与争鸣，2020(8):2-9.

[7] 盛斌，赵文涛.地区全球价值链、市场分割与产业升级一一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分析[J].财贸经济：1-15.

[8] 张昊.地区间生产分工与市场统一度测算“价格法”再探讨[J].世界经济，2020,43(04):52-74.

[9] 张二震，戴翔.新发展格局重塑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J].广州日报，2020-09-21(002).

[10]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J].中国政协，2020(1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