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为此，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疏通来自供给侧的各种堵点，如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来筑牢产业安全可控的底线，防范产业链供应链被“卡脖子”的风险；通过加速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来疏通产业结构的扭曲和失衡，等等。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经济循环，不仅要打通供给侧的堵点，同时也需要疏通来自需求侧的堵点。

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供给侧面临的堵点，有一些就是由需求侧引起的，如供给结构低端化，可能就是需求结构升级滞后或用户不够挑剔导致的；同样，需求侧面临的堵点，往往是由供给侧引起的，如消费需求相对萎缩，极有可能是资本与劳动收益不均的分配规则或对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不够决定的。不过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经济运行可能受供给侧影响大一些，有时需求侧又可能是决定性因素。总体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来自需求侧的堵点，主要有下列五个层面的因素，它们都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需要疏通的重要堵点：

第一，总需求管理方式缺陷造成的堵点。总需求管理是指对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所进行的短期宏观调控，在手段上经常运用的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及其相互搭配。这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总的来看，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成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体系，这方面可能出现的堵点和需要调整优化的重点，是这两类政策的出台时机、力度和搭配方式。如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进展，财政和货币政策都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如果不够精准有效，搞急转弯，就把握不好政策的时度效，就会对经济复苏产生危害。再如，如果财政政策不能够控制住日趋严重的地方政府债务，任其大幅度新增支出，除了会导致中央财政不断扩大赤字外，最终会迫使央行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从而引起严重的通胀和经济泡沫。

第二，总需求形成机制不足造成的堵点。从总需求的形成过程看，至少有可能涉及三个方面的堵点和改革。第一次分配，即市场主导的分配机制的可能堵点。过去认为第一次分配只要讲效率即可。现在看来，等到再分配再讲公平，一是社会和政府的调节成本太高；二是很难抑制住日趋严重的分配不公，并形成突出的需求堵点。马克思认为，资本在分配中的强势地位将导致有限的总需求与过剩的总供给之间越来越大的矛盾，最终将出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危机。撰写《21世纪资本论》的皮凯蒂根据其收集的数据认为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这样的格局会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的不平等方向发展。因此打通这个领域的机制性堵点，就是要抑制资本势力的盲目扩张，同时承认人力资本参与剩余索取权分配的可行性，从而最终从微观层面改变不平等的起源，不断扩大需求并与总供给相适应。第二次分配，即政府主导的分配机制的可能堵点。公平公正取向是第二次分配机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和内容，这方面的堵点可能来源于政府职能改革滞后、各种税制不够完善、民生性财政与建设性财政关系的扭曲，等等。如政府职能过多地倾斜于经济建设和发展，就会忽视民生发展，民众因为不得不自己承担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支出，就必然要抑制自身消费。第三次分配，即受社会伦理道德约束的分配机制的堵点。社会捐赠、公益基金、转移支付等社会分配组织和功能，是发达国家弥补市场和政府分配机制缺陷的最重要的机制。在我国，这方面的机制堵点在于信任机制以及法治化水平。

第三，需求侧宏观结构性失衡的堵点。需求的宏观结构是一系列利益主体利益结构的反映，它是需求侧改革的真正的重点和难点。这个层面的堵点有：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的改革，根据中国现实，重点是提高消费需求比例。投资虽然也是需求的一部分，但是它毕竟只是形成生产能力，不是进入最终消费，因此如果投资比例长期过高，一方面会导致生产能力持续增长和过剩，另一方面会产生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现象。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二是政府投资与企业、个人投资关系的改革，重点是降低政府、国企投资比重。政府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在效率上总体不如企业部门。降低政府对竞争性部门的投资，提高企业投资比重，将会提高社会有效需求。三是政府对民众福利性支出与增长发展性支出的关系改革，降低政府投资并不是说政府投资比重越低越好，而是要降低其竞争性投资，增加其公共福利支出。以民生和公共福利为导向的政府支出，将会“抬高”居民消费的安全垫，减少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从而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四是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整。收入分配高度不均衡不利于扩大内需，因为高收入者消费意愿低，低收入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低。实践证明，培育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结构，将会大大提高社会有效需求。

第四，需求侧微观结构性扭曲的堵点。需求侧微观结构性的扭曲，最突出的表现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型，即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需求侧”的微观结构是居民对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需求。“不平衡不充分”是对现今我国居民生活中的“短板”和“痛点”的抽象刻画。目前我们的问题不是有无，而是好坏，需求侧变化太快，结构升级迅速，但是在供给结构上很难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这些失衡状态不缓解，人民就难以有获得感、幸福感，来自于微观主体的消费需求就难以真正扩大，因而理应成为未来形成新发展格局而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

第五，需求侧限制方面的人为堵点。撤除各种旧体制机制留下的对需求端的政策限制措施，可以直接释放被压抑的需求。以需求牵引供给，强化需求引导，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关键是要废除或者放松过去各种对需求侧的人为的制度性限制。这些制度性限制，主要起因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滞后。破除各种不合理的规制对需求的限制，是我国扩大内需、寻求新增长动能的重要内容。如对户籍制度的限制，对汽车消费的限制，对非农用地市场交易的限制，等等，都使中国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余地大大缩小，使财富增值速度降低。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实现自主创新需要有一个良好的需求侧市场的成长环境，如需求增长、需求结构升级、需求质量提升、需求管制放松等，还包括培育挑剔的需求客户和消费者队伍等。市场需求是拉动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国外有学者经过统计研究发现，有22%的创新是因为技术推动引起的，而由需求因素引起的创新占78%。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加强需求侧管理打通来自需求侧的各种堵点，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和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不断构建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用内需连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