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使我国民众生命健康受到巨大威胁和损失，而且已经或将要对我国产业经济运行态势、产业组织方式和产业结构带来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在长期中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和基本趋势，但却会对不同产业、地区、企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甚至是巨大的负面影响。分析和理解总体趋势和不同的差异，有益于我们精准地制定有效的对冲政策措施。

直观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第三产业产生了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其中，它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程度可能要大于生活性服务业，对线下的实体产业活动的影响要大于线上的虚拟产业活动的影响。与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相比，此次疫情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和现代产业链的负面效应，要高于对“中国服务”的影响。在本文中，笔者将针结本次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出推动我国产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产业经济运行的判断

对此次疫情严重影响中国产业经济运行问题，笔者有下列几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疫情对中国服务业的影响和冲击首当其冲。按照人类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和对抗水平，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人际交往进行限制和隔离，以降低病毒的传染机会。由于服务业尤其是传统的消费者服务业的活动，必须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集聚为基础，因此这场以隔离为主的战“疫”取向，会首先冲击服务经济活动，使我国服务业尤其是消费者服务业处于几乎停摆的状态，尤其是交通运输、餐饮、酒店、旅游、商店娱乐等行业的服务企业，复工复产计划完全取决于疫情控制和蔓延的周期，一大批劳动密集企业、加工出口企业和中小企业濒临破产倒闭，甚至连一些大型航空公司也已经开始采取裁减飞行员等被迫行动。

考虑到当前中国服务业占据国民经济的份额接近60%，增加值达50多万亿人民币，本次疫情如果多延续一个月，那么除了必要的刚需外，其他服务业活动产值在疫情期间几乎全部消失。这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显然要远大于2003年“非典”疫情的影响。毕竟在2003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一点，而且那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还比较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密度、频率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要低于现在的水平。从总供求关系看，疫情不仅会因为人们相互隔离而减少消费机会，降低服务需求量，也会因服务生产者的歇业、停业而减少服务供给量。而且，这类“消失”的需求和供给，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可以通过加班加点“抢夺”或“补”回来。

第二，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表面上看可能并不像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冲击那么直接、那么大，但实际上可能在影响程度上更加深远、破坏性更大。这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特性有关。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技术密集的、为产业链上游的企业服务的服务业，由此决定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传递机制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产业链要比生活性服务业长且复杂，后者直面最终消费者，产业链短而简单，而前者的传递往往环环紧扣，一个环节出问题所有链上的企业就要停摆;二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产出就是被服务企业的投入成本，疫情影响导致的生产性服务企业成本上升的部分，都会通过产业链机制转移给所有下游企业，；三是绝大多数生产性服务企业可以在现代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支持下，突破生活性服务业那种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离的产业特征，如研究开发、产品设计、网络品牌营销、企业管理服务、金融服务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分离，线上与线下的分离，甚至具有现代工业的生产和消费特征。

在发达国家，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一般要占其服务业总量的70%以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其生产性服务业在第三产业的占比达50%左右。根据这种体量可以断言，此次疫情对生活性服务业的影响，可能要小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一是消费性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刚性需求，无论发生什么灾害，这种需求不会有大的改变，而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弹性则要大得多，停工停产期间，生活性服务业大多还要正常展开，但是生产性服务业活动大多数都消失了。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复杂多层次的产业链性质，决定了其一旦受到外部突袭性影响，便会对其他企业产生连锁的甚至是夸大的冲击。生产性服务企业长期建立起来的技术经济联系，一旦受损就很难恢复，要付出巨大的重建成本，如客户可能会出于安全自主可控的目的，自己建设供应链，或者把订单发包给其他国家生产者。三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特征，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程度和方向，反映了其产业结构“软化”的水平。因此，如果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将直接从中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这些问题是与普通人的直观感受不一致的地方，也是需要引起政府部门高度关注的事情。

第三，疫情对中国制造的影响可能要大于中国服务。疫情对于制造业的主要影响，在于疫情流行期间劳动供给的不足和中间投入品的急速涨价，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产业体系、分工体系的扰乱和可能使现代产业链发生暂时性断裂。对中国这个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世界工厂来说，由于制造业占比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众多，因此笔者判断，疫情对制造业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对服务业的影响。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的刚需，决定了疫情并不能影响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基数，只是降低了一些需求弹性比较大的服务需求，如社交礼仪性服务、娱乐业、旅游等，疫情期间制造企业停工，影响的是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而不是生活性服务业需求；二是从关联性反应看，因服务业的产业链要比制造业短，服务业最终需求的收缩变化，通过内生反应带给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要比现代制造业产业链中某些环节的收缩的影响要小得多。在产品内分工的条件下，根据供应链运作的基本规律，制造业供应链中某些环节的停摆，将出现“长鞭效应”现象，即供应链上游面临的需求波动，往往要大于供应链下游面临的需求波动，需求信号在向供应链上游不断传递的过程中，其波动有被内在牵引力量不断放大的倾向和趋势。①这种现象表现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就形成了经济萧条或繁荣的周期。因此，制造业产业链可能产生的暂时性断裂，在疫情控制周期拖延的情况下，将重创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这是此次疫情的负面经济效应中最令人担忧的地方。

尤其是对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来说，疫情最大的影响，实际上是可能会打乱中国在国内外建立的长期的供应链生态。因为疫情期间，一是处于供应链中的某个中国零部件供货企业，会因为劳动供给不足而会普遍出现不能及时生产交货或交货不足的现象，如一些跨国公司的汽车生产就因为中国零部件供应商生产停摆而导致无法开工；二是因中国企业价格的急速上涨，价值链下游的企业在无法迅速转移订单和供应商的情况下，只有被迫接受价格高昂的投入品，从而出现迫使下游产品涨价、竞争力降低和需求转移等不良现象；三是随着疫情向全球蔓延，中国进口日本、韩国等国家的中间投入品受阻而影响中国企业复工复产；四是因欧美疫情严重而出现企业停工、社会停摆，导致中国企业订单被取消或消失，几乎满员复工的中国企业因此不能复产和达标;五是出于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跨国企业正在考虑把供应链分散化布局，或者重新建设供应链。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就可能发生动摇。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坚决制止这种现象发生和蔓延。

二、疫情对中国产业经济运行可能造成的风险

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说是一次短期的外生冲击，相当于给处于下行通道的中国经济一个额外的推力，进一步加剧了下行的压力。但是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韧性和回旋余地，我们既不需要过度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在世卫组织宣布的三个月疫情观察期内，如果我们不能有力地贯彻中央防控疫情的重大决策，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有力有效的措施，疫情就有可能拖延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那么这种短期的外生冲击力将会内生化，可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趋势性、长期的影响。实际上，在中央的强力布局下，此次疫情防控形势已积极向好，全国各地已采取多种举措推进复工复产。目前我们仍需要重视疫情带来的短期风险：

（一）总供需两头受挤压。有观点认为复工期延长对经济基本面影响不大，依据是现在制造供给过剩、需求不足，放假时期长可以刺激需求减少供给。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对的。现在被动延长复工期，不同于我们过去主动实施“五一”“十一”黄金周小长假。过去各种长假期是在供给侧压缩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进行的，适度延长假期不仅有助于压缩产能过剩的状况，而且可以通过闲暇刺激居民需求，还可以带来对服务业需求的大爆发。此次疫情下的被迫停工停产与此背景很不相同，它对产业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产生了“双杀”效应，一方面供给存量和增量都停止了，另一方面除刚需外的总需求也消失了。另外，2020年3月初之后，全国开市、复工、复产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但是复工不等于复产，复工率高不等于复产率也高。两者之间的差距，来自于疫情所导致的劳动供给不足，以及需求面订单的消失。

①黄炳艺、陈棣《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分析》，《统计与决策》2004年第9期

（二）劳动效率降低。由于各地对疫情管控方法和标准不一致，导致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劳动者不能按时足量到岗工作，使产业链各环节的复工复产进度不协调、不同步，各行各业的产业链的内在联系被打乱，因而整个产业链中的劳动效率受限于复工复产程度最低的那个短边。考虑到疫情在春节后全球化蔓延的实情，以及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现实，中国两头在外的企业的劳动效率也极大地受制于全球疫情防控，很多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要原材料、设备进不来，产成品、人员出不去。另外，因疫情防控的需要和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情绪、劳动密度和强度都会下降，低效率状态可能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三）企业成本全面上升。由于产业链部分断裂、生产要素流通不够通畅、社会资源向防疫工作倾斜，以及突发冲击使要素供求处于紧运行状态等原因，企业的原材料、人工、物流的成本普遍出现急速上升现象。即使复工率高但是达不到产能，企业单位产品成本也会高居不下。另外从宏观层面预计，政府将针对疫情影响做出相应的调控措施，尤其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搭配上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会形成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从而形成通货膨胀预期。这也是企业经营成本迅速提高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四）现金流断流，企业破产倒闭。一些订单取消、暂时无法复工的企业，在短期内收支情况将发生恶化。一方面没有经营收入入账，但工资、社保、房租、贷款利息等刚性支出照旧发生。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很多需求和订单消失，企业生产的产品只能堆放仓库积压，这种状况不解决，没有多少企业可以度过半年以上的经营期。

现在上述四个方面的产业风险已经在实践中逐渐显露出来。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需关注目前可能被忽视的其他四个重要的经济风险。

第一，疫情对中小民营企业的重大创伤。中小民营企业虽然经营灵活，但是却难以像特大和大型企业那样抗击风险。这次疫情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民营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领域中的中小企业。疫情蔓延和复工复产越是延迟，越有可能导致实力弱小的民营中小企业大批退出市场，并由此引发很多社会成员丢失工作岗位，从而给经济活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形成重大挑战。与此不同的是，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对此担心和忧虑要小得多。对后者来说，除了拥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外，还有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这是中小企业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

第二，疫情对市场结构的影响。随着大批民营中小企业主动或被动地退出市场，疫情的蔓延将会对我国市场取向改革40多年来不断优化中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秩序造成一定损害。具体表现在，大企业、头部企业和垄断企业的市场势力不断增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进一步显现。生产要素、市场份额、利润收益等不断向大企业集中，大型国有企业的市场控制力量和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笔者预测疫情过后，很可能是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又一次千载难逢的进行收购兼并的历史机遇。届时形成的市场结构不仅有损于竞争的市场秩序，也将与过去的“去杠杆”行动一样，在无意中沉重地打击我国的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

第三，疫情对中国供应链生态的重大损伤。复工复产越是延迟，打乱全球供应链秩序的可能性越大，越有可能加速中国制造企业与全球价值链脱钩。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使中国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自身。这一影响体现在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节点。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数据库，全球近200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间品在全部进口中的占比平均达到21.7%（中位数），由此推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中间品进出口占到相当高的比重，中国供应链的暂时停摆或疫情期延长，将重挫世界经济；同时疫情的全球化蔓延，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复苏。为了维护供应链的稳定、安全和自主可控，可以推测疫情过后，各国自己重建供应链的可能性极大。最近美加墨新贸易协定（USMCA）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试图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把三国制造的汽车零部件比例提高到75%。①这将导致中国的汽车产业零部件供应链回撤。

第四，疫情对中国经济中期走势的损伤。对于已经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来说，这次疫情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政府肯定要操作反周期的调控政策，即运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搭配手段，刺激投资、刺激消费、刺激需求面。据《21世纪经济导报》统计，截至2020年3月1日，全国包括北京、上海、江苏、山东等13个省市总共推出33.83万亿元的新基建计划，另有8个省公布了合计约3万亿元的年度投资额。宽松的货币环境加上急速上升的企业成本，必然推动物价上升。这样，如果投资的边际效率降低，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态势就可能会是“低增长率+高通货膨胀”组合形成的滞胀格局。这会使疫情后的产业运行、企业经营和政府政策选择变得更加两难。

三、从疫情防控看我国产业发展政策优化

近期，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的优惠政策，如在疫情期为保企业生存、保企业现金流，在银行信贷、最低工资发放、阶段性降低社保缴纳标准、房租减免和延期缴纳、相关税费退还和减免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本文就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影响我国产业和经济运行的某些实际问题，提出一些较为长远的考虑和建议。

第一，建议以此次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为起点，以人民幸福为中心，大力发展现代公共服务业尤其是卫生医疗服务业，立即着手规划建设重大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在全国建立若干个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基地。目前，我国应对突发事件中的安全生产、自然灾害等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应急救援基地，但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储备基地供给短缺。应以此次疫情为起点，立即着手规划在全国建立若干个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储备基地，让在可能的下一次类似事件中，使所有的病人能得到最快的隔离治疗，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生活能得到较好的保障，使疫情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建设超大规模卫生储备基地也体现我们举国体制的巨大体制机制优势，可以向世界展现中国之治的巨大特色。

第二，调整新型基建、大项目建设的结构和方向，以稳增长、调结构为指向，重点推动整个社会信息化系统的发展水平，进一步发展线上交易和机器换人产业。2003年SARS之后，中国互联网企业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和阶段。在当前5G阶段，新冠肺炎危机也是新的可利用的机会，利用得好，所创造的价值将可能远远超过损失。此次疫情客观上可能大大地加快了经济从物理世界转向数字世界，使数字办公、数字医疗、数字教学、数字娱乐、机器换人、无人机应用等产业活动突飞猛进，催生我国企业信息化、互联网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新一轮发展，从而出现新型的产业门类、服务模式和新经济增长点。在此过程中，凡是加速向数字世界迁徙的个体、企业、单位、机构等都将走上全新的发展台阶。对此建议：（1）政府对5G、机器人等产业的相关投资可以加快和提前，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为信息化、自动化创造基础设施条件。（2）提倡互联网巨头运用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为中小企业免费或低价提供在线办公、在线学习等工具，提高中小企业在疫情阶段灵活工作的效率。

①邵宇、陈达飞：《美-墨-加协议（USMCA）全解及其对中国的启示》，http：//www.nifd.cn/ResearchComment/Details/1104

第三，进一步反思和解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建设中地方经济碎片化的问题，以及相关的政企关系蜕化问题。随着以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的逐步消失，超大规模市场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超大规模市场是吸引全球先进要素的磁场，是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内在力量。毫无疑问的是，形成超大规模市场的前提是市场的统一、竞争、开放和有序。①这次疫情防控是对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压力测试。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一些地方基层部门各自为政、擅自封锁交通道路、阻断物流人流等一系列令行禁不止、反市场一体化的匪夷所思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全国的物流通畅性，以及后续的复工复产进程和经济复苏。少数地方政府机构缺少应有的担当和作为，为企业复工复产设置了许多互为矛盾的、繁琐复杂的前置性审批条件。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蜕化了原先健康的政企关系。为此建议疫情过后，要以建设和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题，深刻反思和改进地方政府职能和行为。

第四，要预先防止疫情过后可能掀起的对中小企业的兼并收购浪潮及其对政治经济的副作用，稳定全社会就业，维护中小企业生存的社会条件、法律保障和经济安全性。可以预计，这一波疫情结束后，将有一批原本财务和经营处于“紧运行”状态的中小企业“死亡”退出，由此也会波及产业链上的原本健康运行的企业，影响就业稳定和社会稳定。号召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去救助中小企业，也不合时宜。为解决这一难题，笔者主张对那些原本企业管理规范、产品有市场需求但因为受疫情拖累而发生困难的中小企业，政府可运用各种财政金融手段进行非兼并式救助，以防止产业组织过度集中化和国有化。

第五，要预防疫情过后可能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再次重塑中国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这次疫情的全球化扩散，充分暴露了当前经济全球化中的产品内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可以预判，随着各国投入巨资和精力全面防堵疫情扩散，某些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会以另外一种角度反思过去的全球化的副作用，会想办法在靠近自己国境线的周边国家建设新的供应链，或者自己去重建原本因缺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环节和门类。这将重挫产品内分工格局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并极大地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个时候“一带一路”建设将面临新的任务和合作机遇。中国应该以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为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经验、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援助，以加强和巩固与“一带一路”各经济体的密切联系。这是一个化解逆全球化趋势的好办法。从长远看，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负责任态度、取得的防控经验，以及现今在5G和医疗健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新的技术与应用，将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新的投资机会、新的合作领域和新的商业模式。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也是一个有效的对冲逆全球化的措施。此外，进一步加强我国沿海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以超大规模市场中的国内经济循环和联系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也是防止全球经济风险传递并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

①赵昌文、朱鸿鸣《打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张“王牌"》，http：//www.chinanews,com/cj/2020/01-08/905378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