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生产要素跨国流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产品生产环节与阶段的分解和全球分布为主要表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态。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激发了各国潜在比较优势，显著提升了分工效率，同时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循环中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网络关系，也为外生冲击透过价值链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带来放大式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条件。2011年泰国持续三个多月的洪灾对全球汽车、电子、电器及其零部件等供应链产生的冲击以及2011年日本海啸“震断”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就是明证。与历史上自然灾害对全球价值链产生的冲击效应和破坏作用相类似，当前新冠肺炎的全球爆发、扩散和蔓延同样给全球价值链带来严重破坏。但是，与以往自然灾害对全球价值链产生的短期脉冲式破坏作用不同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的爆发由于更加具有范围的全球性以及时间延续的长期性等特征，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所产生的冲击效应和破坏作用更甚。从起初中国以近两个月的经济停摆换取疫情控制而按下的“暂停键”，到美国等成为疫情重灾区,对全球价值链产生了巨大影响。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的全局性、严重性和非短期性已成基本共识。

全球价值链虽然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但在治理能力缺失和治理能力滞后的条件下，可能也会带来社会成本上升，引发产业安全风险问题。开放条件下的产业安全与稳定可能源自一国对其他国家在某些生产环节和阶段上的“过度”依赖，一旦发生“断供”，就可能对本国产业带来严重冲击；也可能来自对贸易品技术安全的担忧和疑虑。实际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来，世界主要各国对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和重构已经表现出强烈的现实需求。而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和蔓延，无疑将加快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进程。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驱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因素有哪些？疫情冲击怎样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国如何正确应对，在全（价值链重构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动因分析

疫情冲击并非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直接动因。实际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以来，全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原有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产业和技术革命形成的动力已逐步衰退，而建立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基础上的新动力尚未形成。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诉求，也是发达国家现实需求。大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和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都不满意。当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期望目标与发展方向是不一样的。

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角度来看。前一轮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推动的，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由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以及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在促进世界经济繁荣昌盛的同时，也存在着“机会不公平”和“地位不平等”的事实特征。由于受到区位因素、自然条件、地理环境、要素禀赋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条件相对较差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并未得到跨国公司“青睐”，比如非洲地区的很多国家在全（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被边缘化，未能够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参与者。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部分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逐步退化为能源与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国，仍然没有摆脱原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制约。一部分比如中国，抓住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机遇，快速而全面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在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分配方面，存在着明显不公平现象。发达国家凭借技术等优势占据着全球价值链高端，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实际掌控者和主导者，获利最多,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凭借初级要素优势，如人口红利等形成的低成本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等具有低附加值创造特征的环节和阶段的生产与服务，获益相对有限。学术界对此做出了十分丰富而有益的探讨（张杰等^[1],2013;罗长远和张军^[2]，2014）。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确处于中低端并面临着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不利地位。因此，实现分工地位的改善从而获取相对公平的利益，显然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

发达国家也有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要求。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反思以往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其经济全球化态度尤其是对华经贸政策出现了明显转变和调整。其中，美国在全球金融冲击后的反思和变化调整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认识，美国一些政客为转嫁国内矛盾和危机以及出于其他一些不可告人的战略意图，大肆渲染中国对美长期贸易顺差是引发危机的根源。二是对开放模式的反思，认为现行WTO框架下的开放模式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对中国加入WTO表示“后悔”。美国奥巴马政府绕开WTO进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实质上就是企图另起炉灶，“去中国化”。特朗普政府则让WTO事实上“停摆”，甚至扬言退出WTO。三是关于产业发展模式的反思，如美国等提出了重振制造业和出口倍增计划等（裴长洪^[3]，2013;华迎和张莉^[4]，2014;王永龙^[5]，2017）。事实上，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了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演进，尽管获取利益最多，但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开始不断向外转移，也带来了国内产业空心化和产业结构过度软化问题，并带来了制造业衰落和失业等社会问题。美国一改扩张全球价值链的做法，采取收缩举措，通过重振制造业、鼓励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高端回流、减少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依赖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价值链收缩和价值链的区位转移。应该说，这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期待。

在世界经济繁荣时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隐藏的问题通常会被“忽略”，或被掩盖。世界各国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积极的一面，即由价值链分工深化和细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升，由于其他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可以在经济效率提升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因此容易被“忽略”也在常理之中。然而，一旦经济全球化运行出现问题，比如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戴翔和张二震^[6]，2018），全球）值链分工演进的效率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而其结构问题等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利”和“弊”的此消彼长通常又会使人们夸大问题而忽视利益，甚至将包括国内治理能力滞后和治理失序等问题，有意或无意地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本身。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需求，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只不过，不同国家对价值链重构的具体要求和期望发展的方向不同而已。这就是全球价值链亟待重构的现实逻辑。但必须指出的是，正是由于不同国家对价值链重构需求的现实逻辑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可以说具有显著的冲突，因此，这种重构需求的现实逻辑可能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带来冲击和破坏效应。而在这种冲击和挑战中，如何寻求其中的弥合点，显然是中国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更是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关键。

二、驱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因素

全球价值链分工无论是扩张、收缩还是调整，本质上都是国际分工的演进和变化，而驱动分工演进的关键因素从大类上看无非就是供给、需求和制度。具体而言，从供给层面看,主要包括要素禀赋和技术状况;从需求层面看，主要是国际市场上的消费需求，其中不乏部分国家强劲和超大的需求规模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从制度层面看，主要就是国际经贸规则及其治理体系。

要素禀赋是决定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基础性因素，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模式相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各国也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所呈现的两个重要特征，即具有相似要素密集度特征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在地理位置上的相对集中，以及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分散，这是跨国公司根据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要素密集度特征，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国家和地区的结果与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要素禀赋结构变动通常是一个相对的慢变量，即其动态变化更多体现在长期，会改变一国或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引发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动态调整与变化。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和蔓延，虽然何时走向拐点并得到有效控制尚不明确，但是相比于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其仍应该属于短期事件。换言之，疫情冲击本身可能并不足以改变各国要素禀赋的变化，从而相对静态的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可能并不会引发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和重构。尽管如此，不同生产要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作用和角色地位不同，并且会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如果疫情冲击改变的生产技术条件和产业组织模式使得不同生产要素的重要性相对变化，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可以看作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也会引发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和重构。

决定供给的除了要素禀赋因素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技术条件。应该说，前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演进，正是产业和技术革命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的结果。尤其是产品生产分割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产品生产过程能够被不断分解，并具有被配置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可能性；而诸如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通信信息技术的进步，则大大节约了不同生产环节与阶段配置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后进行协调的成本。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同时带来了分工深化的效率提升效应，以及抑制了随着交易频率提高而可能上升的交易成本，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由分工演进的基本原理可知，分工细化可能产生的生产效率提升与由此带来的交易次数增加、交易成本上升的对比，是决定分工能否深度演进的关键因素。当前者高于后者时就会推动分工细化，而当后者高于前者时尽管存在着专业化的生产技术条件,但仍然无法推动分工细化和深化。因此，当技术变化不仅发生在生产领域，还发生在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的其他领域时，至少从技术层面看就具备了价值链分工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的客观基础。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会改变产业的组织形态,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来源国也会改变不同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具体位置和地位，从而推动着价值链分工在形态和区位配置等多维度呈现重构与调整。目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虽然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尚未集中爆发并形成普遍的生产力，但是智能制造、3D打印、生物医药、基因工程等新技术已初露端倪,各国业已在新技术领域展开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力图在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中率先实现突破，从而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占据制高点。总之，技术因素及其变化不仅是影响价值链分工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因素。

需求因素同样会对价值链分工演进及其重构产生重要影响。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显然，国际市场需求规模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国际分工程度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国内需求市场规模有限，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主要依托的正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强劲市场需求（刘志彪^[7]201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和需求减弱，其实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速度放缓甚至一定程度收缩的重要原因。从单个国家的市场需求规模角度看，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理论（或者称为母市场效应理论）认为，一国本土市场规模的大小不仅影响到其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能力，也是决定其价值链分工定位的重要因素。可见，无论是从全球市场角度看的需求因素，还是从特定国家角度看的本土市场需求因素，均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包括价值链重构产生影响。实际上，需求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及其重构的影响，除了在规模因素层面发生作用外，需求的层次以及其他特征如个性化需求特质等，

同样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具有重要影响，从而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产生引领和推动作用。

过去几十年全球价值链之所以能够迅猛演进，固然离不开供需两个层面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多边贸易规则和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虽然说发达国家主导构建的全球经贸规则和体系具有不合理的一面，即更多地反映发达国家诉求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注不够，但它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规则的全球推行，促使世界各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幅度下降与削减，为商品和要素的跨境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应该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下降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不同生产环节与阶段被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在最终产品完成生产之前，涉及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动,如果此时关税或者非关税壁垒较高，甚至是一个不起眼的税率水平，都会在中间产品的多次“流转”过程中产生放大作用和效果。总之，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需要指出的是，伴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进一步深度演进，旨在促进边境开放的传统多边贸易规则和措施，已经难以适应价值链分工新形势产生的新需求。这正是WTO亟待改革以及全球经贸规则和治理体系亟待补充与完善的现实背景。从这一意义说，未来全球经贸规则等制度层面的调整和变化必将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保障。

三、疫情冲击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对生产和消费等活动带来显著负面冲击。疫情通过投资、需求、贸易等具体渠道影响着全球价值链正常运转，甚至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暂时断裂。但是这种整体层面的负面冲击效应，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疫情冲击导致的经济活动在各国和各个领域的大幅度减少与弱化，是对全球价值链的系统性冲击即价值链活动的整体性萎缩，并不涉及各国分工地位、价值链关联关系、区位调整等方面的相对变化。但是，疫情会加速改变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因素，从而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产生间接作用，而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就是透过要素禀赋、技术因素、需求状况和制度变迁等，加快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进程。当然，疫情冲击从短期包括可以预见的未来看，对各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可能性不大，更主要的作用点可能在于技术、需求和制度三个方面。

从疫情加快技术变迁角度看。本次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和蔓延的速度快、范围广、危害大，而依靠技术力量以提升对突发公共卫生的治理能力，依靠技术力量尽量降低对经济活动的冲击效应,无疑是重要的对策选择之一。毫无疑问，此次疫情蔓延，一方面暴露了各国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存在的不同程度的治理缺陷，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依托技术进步和更新技术手段等方式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预期的是,疫情冲击之下，各国将会更加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掌握突发情形下经济活动、社会治理、企业发展等基本情况,打造数字化的治理体系,催生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换言之，新冠疫情将成为数字经济的催化剂。基于抗疫的需要，不仅数据的基础地位和核心作用得以不断体现，对智能化办公模式的探索也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要选择。居家办公、远程协调、网络销售，被企业广泛采用，FLAG、Twitter、高盛、FACEBOOK等一批科技行业巨头和金融行业巨头近期均高调宣布了“永久在家办公”的新模式。可以想象，随着5G等新技术和新基建的加快发展，未来企业将会更加积极地完善线上办公模式，加大对网络运营和云服务的投入量，改变企业生产和运营模式，催生新的产业组织形态。疫情冲击可能就此逐步改变传统的“面对面交易”模式。毋庸置疑,疫情冲击会加快技术进步的需求和节奏，基于技术进步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会不断涌现，从而加速重构全球价值链。

从疫情改变需求状况角度看。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从一开始的供给端演变为供给端和需求端双重冲击，从需求端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产生重要影响。一直作为全球经济中心且作为国际市场主要需求者的欧美发达国家成为疫情“重灾区”。如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一样,相比处于危机冲击“重灾区”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好，从而使得后者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并由此引发全球经济重心的进一步“东升西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预测，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个疫情“重灾区"2020年经济增长为负基本已成定局。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萧条而非简单衰退，美国等将会遭遇更加严重的经济下滑。这意味着一方面是国际市场需求的总体萎缩，另一方面是需求市场的相对转移，世界经济格局将会产生进一步变化。跨境电商等贸易新业态的快速成长和生产模式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会改变需求特征。如果说,以往的需求更加具有同质性从而使消费者更加注重产品价格的话，那么技术进步支撑下的个性化需求和订制将会对价值链的区域布局和生产组织形态产生重要影响。价值链的布局将会更加注重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区域集聚，并更加接近于消费需求市场。从上述意义看，疫情冲击下国际需求市场规模变化、需求重心转移以及需求特征演变三重因素的叠加，必然会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产生重要影响。

从疫情改变制度环境角度看。客观而论，前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包括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得以快速演进和形成，显然得益于良好的制度环境。更确切地说，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表现的多边贸易规则与制度安排，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发展和深度演进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目前，虽然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呈现高标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但是发达国家兴起的逆全球化思潮，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无视全球经贸规则，采取了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等,恶化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制度环境。疫情的全球爆发和蔓延所形成的冲击效应，导致部分国家和利益集团夸大了对所谓产业链安全的担忧。这本质上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信任机制缺失的一种表现,当然会影响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和重构。有学者认为，疫情冲击后全球产业链内向化趋势可能会较为明显（刘志彪^[8],2020），应该说这一观点不无道理。

如前所述，新冠疫情的冲击不太可能会改变各国现有要素禀赋结构，但是技术变化则完全有可能改变要素禀赋优势。其实这一点在传统的国际经济理论中也有所阐明。比如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就认为，技术动态变迁而产品和技术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时，尽管各国要素禀赋结构与之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则会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出现梯度转移。这一传统理论的本质和核心就是：技术变迁改变了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因此，疫情冲击下技术变迁的加速，尤其是技术进步极有可能会使得原有人力资本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变得越来越标准化，从而使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不断向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而伴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传统的劳动力禀赋优势可能也会因此弱化，等等。总之，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因素可能会加速变化。

四、疫情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挑战和机遇

面对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冲击和挑战。疫情爆发之初，由于中国采取“经济停摆”以控制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某些环节率先产生了冲击。中国率先取得了疫情防控成效并逐步实现了复工复产，但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和扩散致使其他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出现梗阻，反过来又进一步冲击中国产业链。应该看到，疫情冲击下的产业链供应链运转不畅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从比较的层面看,我们认为中国仍然面临一定机遇，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

之所以做出上述判断，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抗疫”过程中率先取得了显著成效，并逐步实现了各部门和各行业的有序复工复产，为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从疫情所能改变的驱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几个关键要素看，如果应对得当，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发挥更好的引领作用。

首先,从技术变迁角度看。中国虽然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起初在国际分工中承接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的低附加值创造部分，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产业构成中高科技产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但是经过几十年开放发展，中国无论是在产业结构还是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及中国对策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实际上，美国发起并不断升级的对华经贸摩擦，包括其所实施的封杀华为等高科技公司的“科技链排挤战”，一方面反映的显然是美国对中国在技术赶超方面的担忧，另一方面的确说明了中国在技术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以及表现出的良好发展势头。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2020年4月报告中提供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8年美国的研发经费总投入为5816亿美元，占全球研发经费总投入之比为27.6%，而中国则以5543亿美元跻身全球第二，占比达到了26.3%，其增速更是远超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此外，根据国内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在2010年之后的专利申请数量快速崛起，2019年中国申请专利数5.9万件，首次超过美国的5.77万件，成为全球第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后，创新驱动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未来中国技术进步和变迁速度的提升应是必然趋势。特别地，为了应对疫情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正在加快包括5G在内的新基建建设。由于未来的通信网络不再仅仅用于通信，而是正在演变成下一代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以及依赖于这一基础设施的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系统，因此，5G技术正在形成未来技术和工业世界的中心。中国目前在5G技术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也正因如此，美国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在一次演讲中曾坦然表明，美国绞杀华为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破坏中国5G建成，尽可能阻断一系列依赖5G平台并与之交织的新兴技术给中国带来的机遇。由此可见，从疫情冲击加速技术变迁这一特定角度看，实际上是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发挥更好作用的。

其次,从需求因素角度看。近年来，在世界经济重心“东升西降”的变化趋势中，中国无疑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因此，世界市场重心的转移实质上就是中国本土市场需求规模在世界市场中重要性曰益增大的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的大背景下，疫情冲击下国际市场需求规模的总体萎缩以及中国本土市场需求规模稳步增长的逆势变化，将进一步凸显中国本土市场规模在引领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优势。未来的全球价值链布局为了适应个性化特征需求,将会更加接近于需求市场。实际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越是高端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在区位布局上越是有接近消费需求市场的倾向。必须承认，不断扩大的本土市场规模为中国各类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带来需求及供给侧的双重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国情具有“双重”特征，即一方面经济总体位居全。第二，另一方面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处于世界中等水平。这一双重特征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在能够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同时，还存在消费层次上的多元性，从而能够容纳不同层次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更加有助于构建完备的产业链价值链体系。应该说，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对于吸引全球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端和先进生产要素的流入，对于进一步承接全球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和阶段，具有极为关键的战略意义。实际上,如果排除其他因素,仅从市场需求角度看，目前大部分跨国公司对中国本土市场需求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也就是说依托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留住”产业链并提升产业链竞争力的作用越发增强。这也正是在疫情冲击下甚至在部分国家政客唆使，包括美欧等发达国家提出产业链重组背景下，跨国公司并未出现大规模撤离中国的重要原因。可以预期，本土市场需求的规模优势，在充分利用“接近市场”的作用机制从而对要素和产业产生足够吸引力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是产业集聚进一步放大成本节约效应，从而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和夯实产业链稳定性基础。基于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于2020年5月14日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研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最后,从制度完善角度看。有研究指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核心在于“善治”（金碚^[9],2016）,即哪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规则等制度质量越高,经济社会的治理水平越高,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吸引力也就越高，对集聚全球生产要素的能力也就越强，就越是能够成为世界其他各国和地区效仿的“榜样”。与部分发达国家兴起逆全球化思潮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不同，中国在各种场合均向世界表明扩大开放的决心，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政策举措，包括在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指出，要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而2019年初李克强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强调，要在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而究其实质，转向规则和制度型开放就是推动规则等制度质量水平的提高与完善，并实现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对接。今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这实际上意味着，要通过完善规则等制度设计和安排这一途径与抓手，提升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水平。从政策、规则、标准以及市场等方面全方位实现国内国际“软联通”,必然意味着中国不仅将顺应高标准经贸规则等倒逼自身改革，也会为补充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贡献自己力量。目前，与美国频繁“退群”、践踏和蹂躏多边贸易规则甚至威胁对部分国际组织与机构“断供”等倒行逆施不同，中国不断推出扩大开放的政策举措，一直主张并积极践行互利共赢和增长共赢等开放发展理念，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国际经济秩序合理性方面贡献中国理念、智慧、方案和行动，彰显了大国责任和担当。这必将在提升中国“善治”水平中更好地发挥重构全球价值链的作用。

当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进一步稳定产业链和提升产业链竞争力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同样来自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完善问题。这是因为，从自然演进角度看，要素禀赋结构改变、技术变迁以及需求变化等因素虽然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对中国更加有利，但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单单是一个自发的经济行为过程，也是大国博弈的过程。如果世界各主要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理念、认识等方面出现了严重分歧，甚至不可调和，那么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全球通行的制度保障体系建设也将化为空谈。这其中并不排除部分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而使经济全球化出现倒退，并不排除跨国公司可能会因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高筑而不断地收缩全球价值链,甚至在面临政策不确定性乃至“政治威胁”时不得不做出产业链回迁的无奈选择。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虽然经济全球化更加符合跨国公司这一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但政治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也不容忽视，一旦二者之间的利益不一致或者出现矛盾，政治因素可能会迫使微观经济主体做出利益上的牺牲。从这一角度来看,当前部分发达国家的部分政客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等倒行逆施行为，对全球价值链产生的破坏和割裂效应不可忽视、不可低估。正如有些研究指出，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威胁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霸权地位，国际社会中关于“恶感中国”“致命中国”等舆论和现象不断出现，进而在行动层面上采取了向中国施压的政策举措，其中不乏“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疫情冲击背景下的所谓产业链安全隐患等问题，更容易成为部分国家和政客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这无疑给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带来严峻挑战，对中国发挥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的作用产生严重的阻碍。应该说，在产业链外迁的几种情形中，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比较优势导致的外迁以及国内本土企业成长竞争而产生的挤出效应式外迁等，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趋势与方向。唯有为遏制中国和平发展而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乃至对跨国公司进行的政治威胁等，才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最值得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也是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简单地认为所谓“去中国化”只是噱头，要充分意识到其中可能隐藏的风险因素。此外，对于疫情冲击期间尤其是美国企图与中国经济“脱钩”期间，部分国家试图与美国企业接触的“挖墙脚”行为，也可能对中国稳定产业链与供应链带来一定威胁和挑战。

五、中国的对策

第一,坚定不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奠定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正确认知基础。当前出现逆全球化的根子在于理念和认识上出现了问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可以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先进理念。当前的疫情冲击，实际上越发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团结一致，人类才有望战胜疫情，而中国积极推动抗疫国际合作，以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扩大国际合作符合各国利益，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抗疫”这种突发事件方面，更体现在经济合作和交往方面。因此，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方面，中国要继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积极推动构建全球增长共赢链，在践行先进理念的过程中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榜样，让中国能够在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站到道义的制高点上。实际上，以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为主要表征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就是要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能够朝着“机会更加均等”和“地位更加平等”方向发展，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实现增长共赢。这一点在本质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是高度契合的，也是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未来趋势和方向的。因此，针对部分发达国家企图与中国“脱钩”从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不同，中国不仅不应该采取对等报复措施，避免落入对方圈套加速“脱钩”进程，恰恰相反，应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为指引，以更大的开放加以应对。从理念和认识的根子上着手，改变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确保复工达产，奠定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信心基础。在疫情全球肆虐之际，中国做好疫情防控并努力实现复工达产，不仅是为了确保中国在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过程中做到“不掉链”，为国际市场物资需求提供保障，为世界提振信心，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向世界尤其是跨国公司展示中国经济的韧性，增强中国市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作用，从承接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角度看,路径之一就是在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同时,不断提升利用外资质量。而以资本为纽带的更多生产要素和更高质量生产要素缘何能够向国内集聚？根本就在于国内市场环境和生产条件能够提振跨国公司的信心，对跨国公司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疫情冲击与影响跨国公司投资信心和热情背景下，更应如此。为此，我们要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继续围绕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加强要素保障，促进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达产。要加快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和生活服务业恢复到正常水平，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

第三,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技术基础。中国以往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所以采取“低端嵌入”的方式，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技术落后，因而只能被动地承接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扩散。这也是分工地位不高和贸易利益获取能力相对较弱的根本制约因素。面临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阶段,中国要想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据此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朝着地位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必须能够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具备掌握关键阶段和核心技术环节的能力，夯实价值链重构所需的技术基础。因为只有具备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掌握主动权、赢得竞争力。为此，中国必须以疫情冲击对技术革新产生强烈需求为契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激励技术创新。需要指出的是，实施技术创新驱动战略并非意味着所有的技术都要由自己创新。所谓自己创新,就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开展的开放融合式创新，即提升整合和利用全（创新要素与资源，为我们的创新经济活动和技术进步提供服务。换言之，我们在开放条件下要注重多种模式的创新活动，比如既要重视在某些关键领域和优势领域的原始创新活动，也要重视对现有技术进行集成而实现的创新，还有包括通过国际研发合作进行的技术创新等。

第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全球价值链重构所需规则等制度质量。营商环境作为规则等制度设计和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集聚全球生产要素尤其是先进要素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以“营商环境”为表征的“善治”是未来赢得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吸引、集聚全球要素是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与抓手。我们知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能力不同，或者说转移的难易程度不同。更确切地说,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具有技术、知识和信息等专用要素密集度特征的生产环节和阶段，进行跨国转移的难度相对较大，而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的跨国转移难度相对较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越是高端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对承接地的营商环境等制度质量的要求就会越高。从这一意义来看，稳定并提升全球价值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实现价值链攀升。这也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期待并为之努力的发展方向之一。为此,在疫情全球肆虐而我国率先走出疫情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抓住这一窗口期，在向跨国公司展示我国经济强大韧性的同时，通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外资的吸引力，努力在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同时提升利用外资质量。

第五,充分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增强全球价值链重构所需的要素虹吸能力。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条件下，由于国内需求不足从而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够，此时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更多需要依赖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当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面临的条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有两个变化尤其值得关注。一方面，虽然产品的生产环节和阶段仍然存在跨国配置，但是生产地对消费市场的地理接近要求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经济体量和规模实现了快速扩张，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此带动的国内市场需求规模变化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表现相对出色，会越发体现中国国内需求市场的重要性。在产业链和供应链曰益需要“接近”终端需求市场的大趋势下，必须看到，中国不断扩大的本土市场规模为各类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带来需求及供给侧的双重优势。为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内需和国内市场循环的力量，一方面广泛吸收国际先进生产要素为我所用，来中国创业创新，发展中国创新经济;另一方面利用大市场容量优势降低成本、鼓励创新,获取产业竞争优势，从而起到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作用。

第六,加快产业链全球布局,化解产业链安全的外部担忧。虽然“去中国化”只是部分西方国家的“噱头”,并且跨国公司“用脚投票”的实践证明，外资不仅不会轻易撤离中国而且会加码中国市场的布局。但是,对于部分发达国家尤其是部分政客的逆全球化思维和举措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跨国公司并不总能按照自身效益最大化做出选择，某些条件下会因政治因素而做出牺牲。完全“去中国化”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从美国重塑产业链供应链的三重目标，即产业回流、近岸外包以及中国多元化角度看，其据此采取的实践举措必然会带来不利影响。为此,我们要主动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适度加速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及在本土企业成长竞争中日渐衰弱的企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梯度转移，不能被动地等待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影响而外迁我们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所需产业。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美国等对中国产业发展产生的压力，避免他国“挖墙脚”，而且能够在加快国际产能合作中为他国创造机遇，实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杰，陈志远，刘元春.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J].经济研究,2013(10).

[2] 罗长远，张军.附加值贸易：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4(6).

[3] 裴长洪.“两个转变”：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题中之义[J].国际贸易，2013(8).

[4] 华迎，张莉.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绩效评估及中国对策[J].国际贸易,2014(9).

[5] 王永龙,“再制造业化”战略建构及对我国的影响效应[J],经济学家,2017(11).

[6] 戴翔,张二震,逆全球化与中国开放发展道路再思考[J].经济学家,2018(1).

[7] 刘志彪,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分享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战略选择[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2).

[8] 刘志彪,中国应对全球产业链内向化的政策建议[N],经济参考报,2020-05-12.

[9] 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J],中国工业经济,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