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需要面对的新环境。长三角区域经济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高，尤其是上海、苏南地区。面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大环境变化，长三角需要创新一体化的模式和路径。一方面，要促进劳动力等要素高效便捷自由地流动，推进中心城市与毗邻城市同城化，以加快一体化进程，率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推动长三角内部产业链垂直分工，打造一批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的研发平台，分类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以提高一体化质量，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

第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要素高效便捷自由地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适应新发展格局的根本途径。只有打破行政壁垒、强化政策协同，实现基础设施联通化、资金流动顺畅化、商品流通自由化、人员往来便利化，长三角才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大市场和要素大市场，才能率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和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对此，首先，应积极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使其从市场的直接决策者和干预者转变为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者和市场优良环境的创造者。要减弱经济绩效考核，强化区域公共福利和区域一体化绩效考核。建议从国家层面强化“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协调职能，分类分行业规划、推进和评估三省一市一体化进程和绩效，协调各地相关政策。其次，应创新金融体制，促进资金要素合理配置。建议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银行和政策性银行设立长三角分行，加强信贷资金跨区域配置的统筹职能，弱化现有省级分行的职能。最后，应率先推进长三角大城市户籍制度及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教育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跨地区便利转移接续、教育资源公平配置，为人口自由流动和劳动力跨地区自由就业创造条件。要打破现有的以学校排名为依据，以高学历、高职称为中心的落户政策、就业政策，推动公平就业。推动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公平就业，对促进创业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推进中心城市与毗邻城市同城化，以毗邻城市同城化引领区域一体化。长三角要成为全国的增长极，就要在内部形成增长极，以长三角内部增长极带动整个长三角的增长极，辐射更大的区域，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扭转上海经济颓势，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是重要路径之一。建议以毗邻城市同城化带动区域一体化，也就是以上海为中心，推进浙江嘉湖杭绍甬、江苏苏锡常通等毗邻城市同城化，进而引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同城化的关键是建设城际快速通勤交通、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形成“上海为中心城市—以特色服务为职能的次中心城市—以专业制造为职能的一般城市—以生态休闲为职能的一般市镇”的高效有序的大上海都市圈空间格局。通过毗邻城市同城化，让创新创业人才等高端要素汇聚上海，使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科创中心。再把科创成果与科技金融、产业金融相结合，使其在毗邻城市转化落地。在此基础上，可以以南京、合肥、杭州、徐州、温州等为中心，打造毗邻城市同城化，形成南京、合肥、杭州、徐州、温州等都市圈，进而带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这样，城市群就由高度同城化、层次不同的都市圈构成，而都市圈是城市群的组成分子和发展基础。上海追求建设的全球城市以及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及科创中心，并不是上海一地的全球城市和全球中心，而是众多城市协同建设的全球城市和全球中心，是大上海都市圈的全球城市和全球中心。事实上，纽约、伦敦、东京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就是因为基于大纽约、大伦敦、大东京的大都市圈范畴。

第三，推动长三角内部产业链垂直分工，构筑空间经济新格局。面对反全球化可能导致的全球产业链被冲击的风险，长三角区域要改变过度依赖国外产业链的发展格局。一个产业从研发、设计、管理、控制、采购到零部件生产、加工装配，再到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形成错综复杂的产业链。区域经济一体化必然会打破城市之间产业结构雷同、产业自成体系的水平分工的旧格局，其能够通过“货畅其流”“适才适所”“地尽其力”，实现各个环节之间“各行其道、各得其所”的产业链垂直分工。产业链环节在哪个城市布局，取决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和要素禀赋。长三角地区是全国工业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但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区位条件和要素分布差异较大，不仅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之间存在差异，而且上海的中心区和郊区、苏南和苏北、浙东和浙西、皖东和皖西、皖南和皖北之间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按照科教资源和高端要素分布看，上海最为密集，其次是南京、杭州，再次是苏州、合肥、宁波、无锡，然后是各地级市，呈现出明显的梯次分布；按照港口、铁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交通区位来看，长三角区域各个城市的差异也比较大。上海具有科教资源、技术和人才、资本融资、国际化等方面的优势，有条件建成若干对外面向全球的产业链高端、对内面向全国的生产性服务中心和高技术产业基地，为建设全球城市奠定产业基础；杭州、南京、合肥等省会城市具有区域性科教资源、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有条件建成若干面向全球的价值链中高端、服务区域经济的生产性服务中心和高技术产业基地；苏南城市、浙江沿海城市和马芜铜等一大批地级城市，依据各自的区位条件和要素禀赋，将成为不同层次的、专业化分工明显的制造业基地和区域服务中心；更多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发挥生态优势，成为生态经济、休闲服务、农产品加工和零组件加工基地。

第四，强化区域协同创新，打造一批集聚全球创新资源的研发平台。强化源头创新、原始创新，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知识技术溢出效应，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也是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推进源头创新、原始创新，尤其是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需要吸引全球优秀创新资源，集中最优秀的专业人才，进行持续性的资金投入，并建立相应的基础科学综合配套。长三角地区虽然具有科技创新资源集聚度高、创新场景丰富、创新投入规模庞大等优势，但依靠一城一地远不足以完成这样的战略任务。一方面，需要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分别聚焦最具优势的领域和环节，探索形成共建共享的合作新机制，搭建一批一体化运营的合作平台或支撑载体，分工合作、协同攻关；另一方面，在现有科研院所中遴选一批优势学科和团队，组建一批由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参与的研发平台，赋予特殊政策和灵活机制，使其能够吸引全球优势创新资源，尽早取得重大突破。美国之所以把控众多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就是因为其吸引了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因此，对承担战略任务的重大研发平台，不仅需要赋予人事、薪酬、科研组织、权益保障等特殊政策和灵活机制，还需要赋予内部治理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机制，从而真正实现由科学家集体决定研发平台治理，让科学家做科学的事。

第五，建设高质量产业新城，支撑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面对新发展格局，要通过制造业升级、高端制造业发展，对内适应国内劳动成本上升、消费结构升级，对外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长三角地区众多园区产城分离、生产环境和居住环境不良，难以吸引高水平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这种状况必须扭转，只有全力打造一批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产业新城，才能集聚高水平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支撑高端制造业发展。现代新城运动起源于英国，第三代新城强调构建“反磁力吸引”体系，建立地区性生产综合体、快速交通网络，提供工业发展基础；同时，要建设行政、文化、科学中心，均衡配置生活、娱乐、旅游、服务设施，形成以综合职能城市为中心、与各种专业化功能相结合的产业新城。典型代表是1971年开始建设的米尔顿凯恩斯，被评为英国最佳工作城市，力压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在国内，浙江省首开先例，规划把全省现有的1010个开发区（园区）整合到150个以内，突出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以城聚人的发展理念，改革园区管理体制，构建集技术链、创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产业链“六链一体”的高端产业生态，以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端制造业发展。

第六，分类优化全球产业链布局，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首先，推进部分全球产业链国内替代。过去对海外市场依赖较大的部分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如光学影像、电子计算机、医疗设备、运输设备等，海内外技术差距和产能不断缩小。当前，受中美贸易摩擦、全球疫情的影响，供应链受限，这些中间产品迎来了打破海外厂商垄断、实现国内替代的良好机遇。部分“两头在外”的内外资企业创造条件，积极融入国内技术研发、设计、制造和营销体系。其次，提高优势产业的市场占有率。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上具备一定话语权、定价权的国内企业，将进一步提高全球市场占有率；部分产品在全球竞争力中处于中等水平，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厂商产能恢复快，为扩大市场份额创造了有利条件。再次，形成支持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的全球化布局。部分低成本依赖型的外向型产品、技术受美国限制的中高端产品、市场集中在美国而受美国关税影响的产品，可以借助“一带一路”到东南亚国家建厂，通过全球多元化布局，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最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优势。国内庞大的数字化下游应用市场特别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崛起，构成对集成电路产品的庞大需求，为相应技术和产品在更高水平和更高量级的创新提供了新机会。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推动更多制造企业走向机器人换人，形成了一个更大、更成熟的人工智能产业。因此，应大力支持这些有实力的龙头企业走出国门，开辟广阔的国际市场，乘势而上。

（作者：林善浪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樊涛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

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