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减贫学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习近平

中国减贫学是既有助于减贫、又有利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其核心要义是：锚定共同富裕目标、依托精准手段，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力的益贫市场机制，解放贫困者的生产力，使他们不仅成为分配的受益者，也成为增长的贡献者，最终实现整个社会更加均衡、更为公平的发展。

中国减贫学发现，聚焦于消除绝对贫困这一“准公共物品”，中国创造性地拓展了“益贫市场”机制。它使人看到，在精准减贫领域，“有为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并非“闲不住的手”，而是必不可少的“赋能之手”。同时，有效的益贫市场并非是对市场的扭曲，而是市场的再造。参与益贫市场运作的各个行为主体，形成有机互动，有利于更好地把握住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现社会公正、发展与稳定，有利于解决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的世纪难题。

3.1 减贫与发展互益关系

“最优分配”让发展更好带动减贫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世界减贫实践证明，以发展自动促减贫存在力不能及的阶段。财富一直“滚雪球”，贫困却日益“堡垒化”，如何破解这个巨大的不均衡难题？实现“最优分配”，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做蛋糕是为了分蛋糕，分好蛋糕又促进持续做大蛋糕，纵观中国减贫历程，这个鲜明的逻辑贯穿始终。“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了对实现“最优分配”这一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政府引导提升市场机制的益贫性

早在1990年，世界银行就提出了“基础广泛的增长”，强调利益均等化；1999年，益贫式增长被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减贫战略之一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提升市场机制的益贫性？需要“有为政府”调整初次分配，并进行更有效的再分配。在中国的脱贫攻坚阶段，市场机制的益贫作用效果明显，关键在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新型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益贫市场机制激活贫困地区潜在生产要素

中国减贫一个“制胜之道”，是以积极向上的辩证思维，通过政府引导提升市场机制的益贫性，变贫困“包袱”为发展潜力，将保护开发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作为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动力源，使贫困地区发展依托市场力量，扎实建立在自身有利条件基础上。同时，在帮助贫困者进入市场方面，中国政府通过庞大的资金、资源、服务等专项，对拥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精准滴灌，帮助他们跨过市场门槛，完成由一个“自然人”向“市场人”的转换。

“最优分配”让减贫更好促进发展

中国要求脱贫攻坚任务重的地区党委和政府，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贫困地区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技术革新等，具备了更好融入市场的条件，开放承接了外部地区的市场资源，提高了本地区生产能力。贫困人口市场参与的深度、广度得到提升，劳动技能提升，减贫能力普遍增强，增收空间被打开，贫困人口成功获得收入增长比例高于全社会平均比例“红利”。伴随其收入增长而提升的消费能力和需求，直接投射到市场活动中，促进了生产、交换，为最优分配创造了现实条件。

3.2 五大主体互动逻辑

围绕政府、市场、社会、减贫一线带头人和贫困人口这五个减贫主体，可以归纳出中国减贫学，尤其是近年来精准减贫的运行逻辑。这五个主体聚焦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以精准配置为纽带，形成一种新的全民利益共享机制，在发展中减贫、以减贫促进发展，寻找分配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探求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为新时代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新的视角。

有为政府：“闲不住的手”还是系统“赋能之手”？

精确的目标往往需要复杂的系统提供支撑，这既需要精准的政府顶层设计，也需要基层创新性实施。中国脱贫攻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形成上述“有效互动”，政府自上而下的领导和基层自下而上的创新产生同频共振。中国脱贫攻坚实践表明，提升国家的反贫困效能，在政府层面需要提升四种能力：领导能力、创新能力、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

——领导能力。中国重新架构顶层设计，将脱贫攻坚列置于政治议程中心，实施以习近平任总指挥、全党上下总动员的“五级书记抓扶贫”，建立“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明晰中央和地方扶贫事权的关系。在领导体制中，中国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者这一“关键少数”发挥关键作用，确保了资源统筹、政策执行和社会动员。2015年，中国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领导向中央立“军令状”，在脱贫摘帽之前，中国832个贫困县的主政官员不能调离本地，这意味在既定时间内选择最优治贫方案并付诸于行动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创新能力。中国把扶贫开发目标、任务、资金、权责四个方面从“四到省”改为“四到县”，由此确立县一级政府脱贫攻坚“一线指挥部”的地位，这不但消除以往资金、资源在基层“碎片化”的弊端，更在于降低贫困治理的制度成本，满足贫困人口和不同县域的差异化需求，从而提高资金使用的精准度。责权、事权、财权匹配，加上提升扶贫开发工作权重、降低或取消GDP权重的崭新考核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治理贫困的“发动机”，中国扶贫呈现全新图景。“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等因地制宜的创新如雨后春笋。

——动员能力。中国的成功还在于最大限度动员各方力量，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发挥“扶危济困”和“守望相助”的传统，构建了全方位、系统性、宽领域的大扶贫生态系统，通过开展挂钩帮扶、东西部协作、万企帮万村等扶贫行动为贫困地区凝聚大量人才、项目、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政府的扶贫投资带动数万亿元社会总投资，成为扶贫开发的资源增量。

——执行能力。中国政府从考核、激励和纪律等维度激发执行力。作为政府自上而下评估的有效补充，中国政府自加压力，从2015年起先后实施第三方评估、省际间交叉考核、媒体暗访考核，成为提高贫困治理质量和效率的利器。

此外，扶贫领域多方位监督、重拳反腐败、官员作风治理、公众参与等，都直接指向中国实现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要求。

益贫市场：扭曲还是再造？

构建益贫市场是中国减贫实践中的一个重大创新，是中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条件之一。中国发挥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调动各类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促进资源流向高技术含量、高投入产出效率领域的同时，又不弱化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人口就业、创业工作。

中国补齐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通过多种途径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配置，释放贫困人口的潜在生产力，引导、组织和支持扶贫龙头企业、创业致富带头人与贫困户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一个包容性的益贫市场。

友爱社会：沉默的多数还是深层的活水？

中国的减贫实践中，以消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提升社会均衡程度为共识，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为价值引领，构建有助于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友爱社会”，激活了减贫事业的深层活水。从早些年的“希望工程”“幸福工程”到2015年10月开始的“万企帮万村”行动，以及无法胜数的民间扶贫和爱心公益行动，无不反映了友爱社会的强大能量。

无处不在的“摆渡人”：多余者还是必要者？

中国的驻村扶贫者成为“摆渡人”。他们集领导者、协调者、动员者、监督者多重角色为一体，用政策和资源打造“小舟”，将贫困者摆渡到共同富裕的彼岸。同时，这些“摆渡人”也受到锻炼，为中国国家治理水平提升储备大量优质人力资源。“摆渡人”是中国贫困治理体系中一个独特设计。他们既负责各项政策的落实、资源的精准分配，防止偏离与错配，提高减贫的公平与效率；还根据贫困者的诉求寻找资源，协调帮扶力量、当地政府、村干部以及村民间的关系，并监督各项措施的公正执行。他们还是贫困群体反映诉求和需求的“管道”，各种信息经由他们反馈到政府部门，汇集之后成为修正扶贫政策和制度设计的参考。

自食其力的“打鱼人”：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实现有效、可持续的减贫，关键要“对人进行投资”，这是促进贫困人口全面自由发展的开端。回望中国消除绝对贫困之战，要诀就是认识到贫困人口主客体的“二象性”，用好外力、激发内力。

中国政府采取教育培训、就业供给、动能激励、组织创新等综合手段，对拥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精准滴灌，充分开发贫困者自身发展潜力，将他们变成自力更生的“打鱼人”，其中有自主创业者、劳动力转移就业者、农民合作社的参股者，还有社区公共服务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等。此外，中国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超过2000万人，他们全都享受到了国家的“兜底保障”政策。

3.3 两个基本价值遵循

中国减贫学是对中国减贫实践中的规律性认识的提炼和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减贫领域的新发展与新阐释。贯穿于其中的价值遵循，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扶贫济困思想，以及着力推动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

立足传统：中华民族扶贫济困思想的千年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扶贫济困的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周时期“敬德保民”，到儒家的“仁政”，到西汉时期的“与民休息”，再到明清时期的社会救济论，都包含丰富的扶贫济困思想。纵览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共同富裕同样是理想社会的特质之一。从《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大同”社会的设想，再到中国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放弃对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理想的期盼与追求。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共产党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视作重要使命和执政基础。习近平2015年在一次演讲中说，“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中国不仅是一个现代的成功者，而且是一个杰出的文明古国。”“中国必须在建设其未来的同时不背弃其过去。”国际减贫思想家阿玛蒂亚·森曾这样观察。

“天下情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孜孜以求

中国立足实践形成的减贫经验和减贫方案，以及广泛开展的国际扶贫交流、协作等，不仅是对国际减贫与发展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更体现了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的“天下情怀”。这样的“天下情怀”，始终是中国推进世界减贫事业的重要价值遵循。立己达人、兼济天下。中国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倡导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超越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政党的“全球观”，也为持续推进世界减贫事业递交了“中国方案”。

经济日报 2021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