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文化产业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文化消费数量和规模呈不断扩大趋势，对引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促进消费升级，加快形成我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于城市发展数字文化消费活力，如何挖掘经济新动能、促进区域经济新发展，成为重要的现实命题。

长三角地区的数字文化消费走在全国前列。日前发布的上海文化研究中心和腾讯研究院合作的《2020长三角数字文化消费研究报告》，重点关注数字文化消费的五大典型领域，包括网络游戏、网络视频（长视频/短视频/直播）、数字阅读、数字音乐（包含音频）和文化信息服务，聚焦长三角城市群数字文化消费细分领域的特点和发展态势，探讨文化新业态和文化消费新模式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作为国内首份整合长三角消费端和企业端数据，分析观察、描述和提炼长三角数字文化消费发展现状和思考，可以为预测和判断我国数字文化消费整体面貌和发展趋势提供参考。

2020年发展速度超乎想象的数字经济，成为各地“十四五”规划中的关键词。对于“要共同打造数字长三角”的沪苏浙皖来说，该如何实现“数字突围”？

一、“小而美”才能“大而全”

从目前已出台的政策看，数字经济无疑是长三角未来五年发展的重头戏。

上海方面，目前数字经济的GDP占比超50%，到2025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GDP）比重预期将超过60%。2020年底，江苏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意见》，明确“以建设数字经济强省为总目标”。“十四五”期间，浙江省对数字经济的目标是：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左右，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5%。安徽在“十四五”也将造数字科技创新先行区和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区。

“在发展数字经济时，长三角需要注重各地特色。”长期研究数字城市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信息系主任凌鸿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一方面，各地应该发挥比较优势和独特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发展。另一方面，长三角是我国经济版图中产业分类最齐全、创新资源最集中、产业活力最旺盛的地区，各地做好“小而美”，长三角“一盘棋”才能实现“大而全”。

凌鸿进一步表示，长三角的区域经济呈现出消费多极化、服务消费上升快且各有所长等特点，这些特点为区域一体化和分工协作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例如，从星巴克门店的分布，可以看出上海的小资特性比较明显。”凌鸿举例说。

还有更多数据显示出长三角的“千城千面”：阳澄湖有大闸蟹；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无锡是智慧制造的基地；苏州外向型经济发达；杭州互联网产业活跃；宁波的物联网园区生态完整；湖州的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发展迅速……“我们要重视智慧城市的多样化以及园区人性化管理的重要性。”凌鸿强调。

二、协作破解“数据孤岛”

长三角一体化，“合作”无疑是关键。在发展数字经济时，共享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消除政府壁垒，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为战略指导，重新评估、规划、优化区域优势。同时，要抓住‘新基建’发展的契机，大力开展区域一体化基建布局，为后续一体化服务筑牢基础。最后，要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凌鸿指出，以此思路为基础，长三角一体化分工协作需要在三个层面下功夫。

第一是观念层。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要建立价值共创观念。同时，要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形成共赢、分享等观念。

第二是平台层。要建立一个生态共享平台，整合消费互联网平台和工业互联网平台，解决一体化过程中的数据共享难点，使长三角一体化真正造福大众。

第三是功能层。“这是最能体现实际效果的。”凌鸿说，长三角一体化的实事项目，如公积金一体化等正逐渐落地或有序开展，但大部分目前还是各自为战。在功能层，应该用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和精准的个性化服务，让每一位市民感受到智慧城市一体化的效果。

凌鸿强调，每个城市的数字经济都应该有自身特点，只有“千城千面”，才能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快速发展。

《长三角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