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9日挂牌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弹指7年，这块坐落于浦东的“试验田”，从28.78平方公里扩展到120.72平方公里，又添特殊功能的临港新片区；还在全国蔓生了21个兄弟姐妹。

作为我们党百年奋斗史，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落子，近日，人民日报用整版关注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

那么，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挑战面前，上海自贸试验区乃至整个浦东新区，怎样开拓新的历史方位，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厚望，推进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大江东工作室专访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主任翁祖亮。

大江东工作室：中央将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放在上海浦东，您如何理解这一重大战略部署？

翁祖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上海自贸区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我们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防范风险作为重要底线，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进一步彰显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试验田的作用。中央将这项重要任务交给上海、落在浦东，我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国家有需要。从国际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主导推进TPP、TTIP、TISA（国际服务贸易协定）谈判，2012年中美BIT谈判重启，2013年我国经过慎重考虑，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纳入谈判内容，推动中美BIT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开始设立自贸试验区，为实行更大程度的开放进行压力测试。从国内看，改革步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需要敢闯敢试的勇气和智慧。

二是浦东有动力。改革开放是融入浦东血脉的基因。自贸区成立之初，浦东已经构建了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2013年上海综合保税区（即1.0版上海自贸区前身）的商品销售总额和工商税收，在全国11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总额占比超过50%。

承担压力测试和改革试验田的重任，我们披荆斩棘，临渊履薄。比如成立自贸区之前，上海相关团队将TPP原文拿出来一条条分析，哪一些符合中国发展，哪一些不符合，务必做到与国际标准的真接轨，真创新。

截至2020年底，上海自贸试验区累计新设立企业6.9万户，是前20年同一区域的1.7倍；新设外资企业1.2万户，占比从自贸试验区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20%左右，以1/50的面积创造了上海市1/4的生产总值、40%的实到外资和外贸进出口总额。

大江东工作室：上海乃至浦东这张王牌，在中国改革这盘大棋局中，在解决繁复尖锐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攻坚时刻，起到了哪些关键性作用？

翁祖亮：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党中央打出开发开放浦东这张王牌，掀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去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精辟概括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显著成就，并把浦东30年历程凝练为“三条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之路，面向世界、扩大开放之路，打破常规、创新突破之路。

而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的高标准对外开放的基础性、关键性制度基本形成，外商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企业到境外发展也逐步适应国际规则，为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环境。自贸区各项改革仍然在法制轨道上持续推进，结合国家改革发展方向、浦东发展实际和企业发展需求，结合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更好发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作用，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实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在若干重点领域率先实现突破。

大江东工作室：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取得了哪些主要成绩？

翁祖亮：简要说来，是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确立了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的市场准入方式，包括全面实施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备案管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制造业领域开放。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

确立了符合高标准贸易便利化规则的贸易监管制度。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口岸监管服务模式，包括深化“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便利化措施，探索建立货物状态分类监管模式，实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理制度。

确立了适应更加开放环境和有效防范风险的金融创新制度。形成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机制，包括金融创新框架体系基本形成，本外币一体化运作的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进一步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和外汇管理创新进一步深化，一批面向国际的金融交易平台已正式运行。

确立了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重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形成透明高效的准入后全过程监管体系。开展“证照分离”“一业一证”改革试点，构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全面推进“一网通办”。

大江东工作室：就更大范围而言，在“扩大开放，自主创新”层面，上海自贸区有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

翁祖亮：上海自贸试验区有328项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到全国。最近，国家发改委专门发文，将浦东在制度型开放、改革系统集成、高效能治理等方面的25项、51条新的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向全国复制推广。我们还在不断探索新的“发光发热”改革举措，服务助推重点产业发展。比如，在海关支持下探索建设张江跨境科创监管服务中心，在全国首创监管仓和保税仓“两仓联动”，产品查验平均耗时由机场口岸2-3天缩短到6-8小时，大大提升了通关查验速度，更好满足了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产业便捷通关的需求。

大江东工作室：上海自贸区如何找准在国内和国际中的战略定位，如何平衡扩大开放和抵御风险的关系？

翁祖亮：我们在对标最高标准和最高水平、借鉴国际先进做法的时候，并非简单照搬，要符合中国国情、改革方向和上海特点。自贸区改革和其他改革是联动的，是系统集成的。

上海有个重要经验，是运用智能化、数字化手段管控风险。注重建模，注重压力测试，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例如一业一证，我们是局部改革，取得成功再渐次推广，既要大胆，也要稳妥。

总书记讲，制度创新为核心，守住底线为重要要求。这两句话，非常辩证统一，缺一不可。扩大开放和科学管理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有“管得住”的能力，才有“放得开”的胆略，才有“防得牢”的底线。就像疫情防控，没有约束的自由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大江东工作室：上海自贸区未来发展有哪些抓手？

翁祖亮：要充分体现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要求。过去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主要表现为边境措施，比如降低进出口关税、开放外商投资准入等。而制度型开放政策主要是公平竞争、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权益保护等边境内的制度改革，其本质是通过主动对接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性的制度规则，让企业能在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制度环境下开展业务。我们将梳理出一批符合我国开放方向、符合浦东实际、适合企业需求的制度安排，争取在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区实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同时推动RCEP、CAI在过渡期内的承诺或尚未完全实施的内容在浦东先行先试。

充分体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把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文章做足，在要素配置中占据关键环节，在供需对接中锻造关键链条，在内需体系中打造关键支撑，助力国内经济循环更加畅通；把国内国际双循环能量交换的文章做足，构建要素链接、产能链接、市场链接、规则链接，形成独具优势的战略通道，助力我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们将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建设国际金融资产交易平台，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价格影响力。我们将积极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努力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枢纽。

充分体现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对外，进一步发挥服务“一带一路”桥头堡作用，对内，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当好服务长三角发展的大平台、大通道、大跳板。

人民日报客户端 2021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