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成为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以及中美竞争关系和国家战略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安全关切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取向，畅通、安全、稳定、韧性，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更高要求。

一、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要求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并不是主张闭门自给，万事不求人，而是要增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驾驭能力，有应对风险的抗冲击能力和多元替代的应变能力。这就要求在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上居于一定的主导地位和具有较强的风险管控能力，一旦发生重大不测现象，可以应急处置，把控危机，避免发生重大损失，特别是防止出现因产业链供应链断裂而导致的重大恶性后果。

从根本上说，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必须在更大的经济开放中实现，要有勇气经风雨，而不是躲入避风港。即使是重视国内大循环，也需要国际循环的促进和支持。各国产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越是经济开放，就越有助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自主可控是能力问题，而不是依赖保护，归根到底要靠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参与竞争才有竞争力，是永恒真理。只有在国际产业竞争中拼搏摔打，才能锻炼出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

从另一方面看，大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需要有以国内大循环为依托的经济体稳固基本盘，作为保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基础。这就必须深化改革，疏通各种影响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障碍。国内循环越畅通，越强劲，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性基础就越坚实，进入国际循环的竞争力就越强，越能保证双循环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进一步说，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不仅是技术能力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国际竞争规则问题。由于国内市场规则与国际市场规则具有差异，在许多情况下，国际循环的风险性可能会比国内循环更大，即不确定性更高，非经济因素有时难以把控。所以，在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中，将重要关键环节配置于国内，至少是在国内有产业替代能力或变通供应方式，也是保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重要战略备案。为此就要使国内大循环的经济场域，更具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吸引力，这样才能使布局于国内大循环经济场域中的企业更具竞争力和应变力，成为保证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和安全稳定的生力军和执行力实体。

二、把握好尖端极致技术的分布不平衡规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所谓“卡脖子”问题，实际上就是尖端极致技术的空白点。这是由现代产业发展过程中尖端极致技术的分布不平衡性所决定的。

按照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由资源禀赋差异体现的比较优势所决定，各国经济发展都会循着对自己最经济、最有利的路径，参与产业分工，各居其位，各得其所。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各国的产业结构也会不断升级。即经济越发达，产业结构就会越高级。按照这样的逻辑，各国产业运行不会发生什么技术“卡脖子”问题。低技术国家都可以在产业技术阶梯上，逐步上台阶，走向高级化。除非是发生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而阻碍了这样的产业技术升级过程，否则，世界各国的产业技术分工和分布应该是大体趋向于比较利益意义上的均衡态势的。这实际上也就是相信，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有效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这个理论逻辑只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实际，但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尖端极致技术分布上，并不成立。自17、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时代迄今已有二三百年，总体上看，工业生产能力是不断扩散而趋向于相对平衡分布的，即大多数国家都有机会成为工业化国家，构建自己的产业经济体系，包括制造业生产能力。但是，尖端极致技术的分布却是趋向于高度不平衡的，它们总是长期扎根于少数国家，成为其“独门绝技”。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事实，案例不胜枚举：许多产业分工中的尖端极致技术总是稳固地分布于极少数国家，长期处于垄断地位，很少发生技术转移扩散。而且，这种非扩散性的技术垄断不被视为市场垄断现象，也不在反垄断管制法规的适用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在这方面的技术获得和技术升级，从而攀升到产业技术阶梯的高位环节。换句话说，尖端极致技术的分布状况和供应强势往往是被严格“锁定”的。少数国家拥有“独门绝技”，不传他人，那么，对于大多数其他国家，就是产业链供应链的“缺环短技”，而且无法通过通常的技术专利权交易方式来弥补这种致命性缺陷。作为“独门绝技”的关键技术，一旦断供，别无替代，就成为缺环短技国家的“卡脖子”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即提示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现代产业体系中尖端极致技术（即关键技术）的分布不平衡规律。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必须努力在更多重要产业的分工体系中占据尖端极致技术的高地，争取不留产业链供应链上的致命性缺陷。这是中国产业界，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界，必须下大力气做出成绩的事业，对于有些科技专家或工艺匠人，这可能是他们必须终身锲而不舍地“精耕细作”的领域。

三、夯实技术基础，全面提升产业质量和规则适应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牢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构建基础材料等基础。要加强顶层设计、应用牵引、整机带动，强化共性技术供给，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这点到了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过程中的深层穴位。

中国产业的巨大规模和生产能力，使得在高增长时期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要素成本和产品价格上，在大市场中把握商机，攻城略地，是我们的长项。而转向高质量发展道路则意味着，必须使高技术和高质量成为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支撑基点一个可以撬动中国产业整体升级的“阿基米德支点”。这就必须在产业技术的基础层面下功夫，全方位提升产业质量。这是中国产业发展新长征的开始。

纵观中国产业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大多数产业的高速增长都是市场规模驱动的，许多产业走出口导向型的扩张道路，也有许多产业走进口替代型的扩张道路，其技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拿来主义”的模仿性或移植性。企业重视市场绩效表现，着力于急用先学，因而原创性技术不强，技术基础不够厚实。特别是在一些技术含量高，工艺难度大的制造业中，原有的强势企业和强势地区，反而表现出“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高端技术上不去，低端环节无优势。往日值得骄傲的“老工业基地”和产业排头兵企业，今天反而成了期盼“振兴”的困难地区和困难企业。这表明，中国产业的技术积累和质量积淀已经难以满足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新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呈现为比较优势和质量优势双驱动态势。比较优势决定国际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主要受资源丰度和成本的影响。质量优势决定产业链分布状态，主要受技术的独创性和集聚性的影响。中国经济在双循环格局下，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可使比较优势进一步张显，即使国家间的战略对峙加剧，也不会在这方面对中国产业发展产生太大的负面压力。而更大的压力可能来自对质量优势的把握。能否把握质量优势，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决于产业技术的全方位基础性提升。如果说“搞出更多独门绝技”，是点上攻坚；那么，夯实技术基础，全面提升产业质量，则是面上决胜。

更深刻地认识，整个产业体系的技术基础水平和全面质量状况，最终是个文明程度和民族素质问题。一个国家的科技能力、国民教育、经济结构、政治文明，以至公民文化素养和价值观念，都深刻地影响着产业体系的特征和国际竞争力。因此，要真正夯实技术基础，全面提升产业质量，必须全社会共同努力。特别是在高新科技与新兴产业携手向纵深领域迈进的新时代，产业链供应链的构建和布局趋向于高度的复杂化和跨域化。有些产业，特别是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高流动性产业，其产业链供应链会大范围地在不同制度国家的差异化规则空间中施展，对相关企业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尤其是安全要求和行为规则，提出一系列新问题（而且往往以“国家安全”为由）。能否解决这些新问题，或者是否具有应对这些新挑战的能力和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尤其是决定了中国产业在经济全球化新环境中，能否适应规则，畅行世界，游刃有余。要深刻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不仅是一个新技术驾驭能力问题技术合作与技术封锁都是国家抗衡中的战略竞争常态；也是一个新规则驾驭能力问题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都是必须面对的规则博弈现实。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最终将体现在科技创新力和规则适应力的表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