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抒怡

“一切阻碍一体化的体制壁垒都应拆除。” 1995年，南京大学年轻的经济学教授洪银兴以此为结尾，写就一篇名为《上海与苏南：应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上海经济研究》上。时隔近30年，这样的文字读起来依然有力量。

那并不是他第一次为长三角一体化鼓与呼。同年的3月17日到18日，洪银兴在上海参加了由解放日报社主办的“95苏南经济研讨会”。当年3月21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关于这次研讨会的报道。“长江三角洲经济进一步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由于长期存在的行政隶属关系的分割造成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便产生了一体化的成本，只有当一体化的效益大于一体化的成本时，一体化才能成功。”报道配发了一张他的照片，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洪银兴年轻、精神。

26年过去了，现在的洪银兴满头华发，但一口铿锵有力的常州普通话还是老味道。2014年卸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后，洪银兴回归教学岗位，一直为学生上课。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附近的家中，洪银兴在书房中认真地翻找着资料，最终告诉记者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最早在1991年就开始呼吁长三角一体化。”

1991年11月，洪银兴在上海参加了“浦东开发与长江流域协调发展研讨会”。此时，浦东开发开放刚刚拉开序幕，洪银兴以《增强浦东对长江流域的辐射力》为题作了发言，那次他提出，开发开放浦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使浦东成为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极”，甚至要比现有的上海的“发展极”作用更大……浦东对长江流域的辐射主要靠市场联系，各个地区阻碍生产要素进入浦东的行政壁垒也要靠发达的市场联系来打破。

30年过去了，“小洪”变“老洪”，但洪银兴对于长三角一体化的观察和研究的热情一如既往。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两天，他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专门阐述了他对于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看法。

“这些年，一体化就是一次又一次打破行政壁垒的过程。”回顾这30年，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洪银兴发出这样的感叹。自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他的一个切身体会是，冲破一体化的思想障碍已经基本实现，“现在地方政府对一体化的那种热情比过去高多了”。

见识经济规律的力量

1970年，在江苏常州武进新桥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洪银兴，被推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当时农业以粮为纲，上级要求农民只能种小麦和水稻，不允许种植经济作物，有的农民种上了土豆，却不得不被全部拔掉。刚到农村不久的洪书记，还不太懂农业生产规律，“种什么听广播，县里统一指挥”。但是，农民们无奈的眼神让他印象深刻，“农民们恨啊！种好了硬要拔掉，这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洪银兴回忆，这样的经历给他上了一课。

到春耕大忙的时候，洪银兴又发现一个新现象。大家的工作时间很长。早上四五点钟，生产队长哨子一吹，农民们就扛着锄头、铁锹下地干活，直到晚上八九点钟，哨子再吹，大家才收工回家，并记上一个工分。看着很辛苦，但是效率不高，队长不在时，大家就停下来“磨洋工”，眼看着农时就被耽误了。

这次，洪银兴没有“听广播”，而是自己想出了一个办法：搞任务分组包干制。把农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完成一亩地的收割、插秧，才能记工分。“这个时候，队长不用吹哨子，也没人偷懒。”洪银兴说，大忙过后，一算，农民的收入增加了。

一个小小的改变，却能带来大大的效益，背后是遵循了经济规律，释放了生产力，这又给洪银兴上了一课。至今，他在给学生上课讲按劳分配时，都要以此作为案例。洪银兴在研究中，将按劳分配分为三种形式：按劳动时间、按劳动成果和按劳动能力。“我的这种方式是按劳动成果分配。”洪银兴说。

把目光放到长三角一体化，经济规律的力量更加明显。1982年10月，洪银兴从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当时南京大学还没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洪银兴到上海社科院答辩并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这也算是长三角学术圈一体化的一个案例吧。”听了记者的打趣，洪银兴哈哈大笑。

但当时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并没有那么轻松。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被誉为苏南模式的苏锡常地区的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根据洪银兴的观察，其中相当一部分乡镇企业是靠就近接受上海的辐射建立和发展的，苏锡常地区同上海正在形成愈来愈紧密的经济联系。“这种联系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自然而然地提出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但由于行政分割，上海与苏锡常地区处于外部经济，由此带来的交易成本很大。”洪银兴说。

一个棘手的难题是产业同构。过去上海和苏南都是以轻纺工业为主体，那几年，苏南的电子、家用电器、精密机床、精细化工、通信设备等行业又同上海的工业结构趋同。在区域行政分割的条件下，产业结构趋同不可避免会带来过度竞争和达不到规模经济的问题。洪银兴思考后认为，解决方案应该是将两地作为统一的整体制定一体化的产业发展规划。

但现实是难做成。1982年底，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这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早尝试，但上海经济区的试验并不算成功。1988年6月，国家计委发出通知，撤销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

中心和外围的一体化关系

“问题出在哪里？”洪银兴坐在书桌前，自问自答，“当时苏南和上海实际上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竞争关系要大于合作关系。”

按照洪银兴的解释，一体化可以分为市场形成的一体化和行政系统形成的一体化。原来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更多是行政层面的一体化，这与市场层面的一体化并不重合。

转折点出现在浦东开发开放。在上海的机场，洪银兴看到了一体化的基础：很多苏南的企业在上海的机场迎接外商，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借由浦东开发开放的溢出效应，一跃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在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经过结构调整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从而提升了它在区域中心的地位，长三角其他地区对上海的依赖性明显增强。

“这时，合作关系大于竞争关系，再提长三角一体化更合适了。”洪银兴下了这个判断。

事实也确实如此。1992年，长三角14个城市政府发起建立了协作部门主任联席会议制度，开始探索构建区域合作平台与协商协调机制。1996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由各城市市长或分管市长参加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逐步扩充苏北、浙东南、皖江城市带等地区的城市，如今已涵盖沪苏浙皖所有的41个城市。从2004年开始，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也拉开帷幕，各地行业协会与民间组织等也建立了联席会议、论坛、合作专题等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机制。

“这就是一个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洪银兴总结认为，一体化进程中必然有一个中心和外围的作用，从浦东开发开放开始，上海的中心地位凸显，才有了中心带动外围的一体化关系。

把目光拉回当下。眼下，洪银兴最关注的是“长三角核心区扩容”的问题。在他看来，在推进一体化过程中要做强中心，而做强中心的关键在于扩大和发展长三角的核心区。“以上海为中心的16个城市为基础，成为整个长三角发展的一个核心区。扩容后核心区建设的基本思路是，上海成为全球城市，毗邻15个城市与上海同城化。而这个城市群的基本特征是国际化+知识密集型。”针对这个观点，洪银兴侃侃而谈。

站在现在这个历史节点，继往开来，洪银兴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每一个时期，中心提供的要素是不一样的。”在上世纪80年代，外围需要中心提供企业家要素、技术要素、市场要素等，比如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助力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在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中心需要提供的要素是国际化，比如浦东开发开放对苏南经济的溢出效应。“现在是第三个阶段。”洪银兴敲了敲桌子说，“在创新驱动的背景下，现在需要的是科创要素，需要的是科学家参与的创新，需要高校和科技研究所形成的创新成果。”

由此，洪银兴得出结论，长三角核心区的扩容主线是要形成沪宁杭合科技走廊。一方面，依托这条科技走廊沿线的研究型大学和科学院；另一方面，依托走廊沿线的高科技企业，以此推动长三角创新一体化。

全区域“重塑经济地理”

据洪银兴的学生透露，洪教授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思考、写作、参加学术研讨会。不过，如此一板一眼的知识分子，也有浪漫和理想主义的一面。

大约20年前，洪银兴在江阴大桥贯通之际，曾提出一个设想，把分属无锡、泰州和苏州的江阴、靖江、张家港三个县级市，合并为一个市。最终这个提议不了了之，原因是各方利益无法统一。即使现在来看，这个想法也显得很大胆。“不是我大胆，是当时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很高。”洪银兴摆摆手。

直到现在，他依然认为这个建议“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觉得有道理，所以我提出来了。”尽管这个提议没有成功，但让洪银兴对长江大桥与苏南、苏中一体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提出宁镇扬一体化打下了基础。因为江阴大桥的贯通，苏中、苏南逐渐连为一体的大趋势依然没变。此后，长江上几座大桥陆续建成通车，苏南、苏中、苏北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融合。

“以后在经济发展上，不要再单独地分苏南、苏中、苏北板块。”洪银兴又抛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解释说，这就是区域经济中的“重塑经济地理”，这个概念主张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应该要解决毗邻地区的一体化问题，才能解决区域发展上的差距问题。

似乎是为了身体力行，在后面的采访中，洪银兴特意用“后发展地区”来替代苏北。

“现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到了要考虑全区域现代化的节点。”洪银兴大手一挥说，在低收入阶段，由于要素供给严重不足以及激励效率的需要，一般选择不平衡发展战略，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不平衡战略的负面效应显现，因此需要转向实施平衡战略，转向协调发展，补齐各个短板，“这时候就要协调发展、共享发展。”

怎么实现？洪银兴认为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分别是产业一体化、创新一体化、解决交通信息的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和互建飞地。“先发展地区空间不够，环境指标限制比较大，就要把产业链导入后发展地区；创新和创新的成果产业化，在空间上也是可以分开的，创新的产业化成果可以从先发展地区转入后发展地区；先发展地区可以到后发展地区建产业飞地，后发展地区可以到先发展地区建创新飞地。”对于实现的路径问题，洪银兴一一推演。

最终，洪银兴的话头又回到了“外围和中心”：“后发展地区应该逐渐从外围融入中心，大家一起发展，一起迈入现代化。”

这次，洪银兴已经提前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两大阻力，“一个是市场阻力，把发展要素从先发展地区流到后发展地区，违背市场规律；另一个是行政阻力，地方政府不愿意把自己拥有的要素流到其他地方去。”对此，洪银兴也有破解之道，“关键是要靠政府的创新手段来调节。除了要调整发展政策和限制政策外，还应该建立正确的评价指标。”

“企业迁移后，先发展地区和后发展地区的GDP怎么算？能不能进行税收分享？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年逾七旬的洪银兴提出的建议依然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