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月,我的老师雍文远以105岁高寿驾鹤西去。我虽明白,人固有一死,百岁老人平静走完一生,可遇不可求,但先生去世还是令我们震惊悲痛。先生虽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诲时常在眼前,始终在心里。我们作为后辈学人,不论做什么,都要向雍先生学习,做一个纯粹的人。

像先生那样,为人要纯粹。我记得,1986年底,我到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参加硕士研究生答辩,第一次认识了雍先生。我是南京大学经济系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南大经济系没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生都是到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参加硕士学位答辩。就是在那次答辩时,雍先生问了我几个问题。答辩结束后,他跟我说,他明年招第一届博士生,问我愿不愿来报考。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很想来报考,但担心自己能力和水平不够。雍先生慈祥地微笑着,看着我说,如果你想做理论研究,欢迎你报考。1987年初夏,我从安徽合肥来上海社科院参加了博士生入学考试,有幸成为雍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

先生说话从来不多也不长,不管是谈学术还是聊天,他总是言简意赅、朴实无华、清晰明了,文如其人,一句话就是纯粹。同先生一起,我每每获益很多,无拘无束地激发畅想和思索。

先生为人真诚实在,一视同仁,又总是照顾人。我不管是读博士期间、在社科院经济所做研究工作期间,还是后来去市委市政府工作期间,都常常去雍先生家里讨教和聊天。先生和师母非常好客,家里经常能吃到汤圆、炸春卷、豆沙包之类的点心,让我感到家的温暖。每次告别回去,先生总是陪着从二楼上走下来,穿过他家院子,站在小巷门口看着我走到弄堂拐弯了,才回家。他直到90多岁高龄,还坚持这样。我每次都说雍老师您不要送了,他总是用带四川口音的话说,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身体嘛。

像先生那样,做事要纯粹。雍先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大师、大家,长期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先生不是那种研究领域和范围非常广泛的经济学家,而是研究专业方向很聚焦的经济学家;不是那种思维很活跃、笔头子很快、著述非常多的大师,而是思考很深、思想严谨、不轻易发表著述的大家。先生做研究很纯粹,不人云亦云,不心急气躁,不追求名利,不哗众取宠,做真的研究、写实的文章、搞专的理论。先生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可谓自成一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很重视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强调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运转的核心,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本质的特征,来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他提出要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本质的社会必要产品(v+m)为核心,展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分析,并先后主编了两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著,即《社会必要产品论》和《双重运行机制论》。雍先生认为,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不是“双层调节”,不是“两次调节”,这两个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是自觉的计划机制与自发的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这同我们今天讲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内在统一的。先生要求学生系统深入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真正掌握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基本体系,强调不能食洋不化、食古不化,要用清晰、简明、扼要的方式阐释理论、分析实际、研究问题。他跟我说,写理论文章、做博士论文,不要用像外文翻译过来的那种拗口的倒装的长句子,要准确把握内涵和实质,用通俗易懂、词意明白的短句子,标点符号也要细心,不能错。时光过得真快,一晃三十余年。先生对我如何搞研究、做学问、写文章的指导教诲,对我的支持帮助,我从没有忘,让我受惠无穷。纪念先生,一定要像先生那样为人和做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