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科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具有哪些特点，体现了哪些创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张道根研究员看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以下是他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演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

 制度是人与人交往的规则，是人类社会共同生产生活要遵循的各种规范。好制度激发人的正能量，促进扩大分工合作、利己利人，让好人干好事，让坏人不能干坏事。制度创新是人类最伟大的创新，制度变迁有自身内在逻辑。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改革开放再出发、制度创新再深化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引领，更加需要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今天的演讲，我主要围绕“经济制度变迁逻辑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主题谈谈个人的一些思考。

 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

 在演讲一开始，我先来谈谈政治经济学研究什么。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结构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厂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西欧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兴起，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西方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1662年英国人威廉·配第出版了《赋税论》，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了《国富论》，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标志着西方古典政治学理论形成。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大规模发展扩张，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激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冲突对抗加剧。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很难讲清楚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分化，按两条路线演进。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了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必然发生深刻变化，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必然取代老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二是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演进发展出许多学术流派和理论，它们假定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秩序，更多注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效率。

 经济制度演进逻辑的基本特点

 经济制度是如何演进的，有没有基本规律可循，这是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大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制度演进逻辑有六个基本特点。

 第一，经济制度演进按渐进累积边际创新前行。人类经济社会制度变化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总体上是一个渐进的、累积的、由低向高演化的过程。新的经济制度总是从旧制度中产生、成长和逐步发展壮大。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变迁，常常从习惯、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变化开始，先打破没有多少强制性的非正式规则，再改变正式的强制性制度，逐步形成并扩大制度共识。需要指出的是，制度实质上是文化产品，是协调规范人们分工合作的知识载体。制度传承、规则和规范的连续和延续，很多时候在许多国家和民族比变革创新更重要。历史文化越悠久的国家和民族，人们在制度变革时，继承传统的东西会越多。比如，中国一跃跨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制度、文化思想和传统习惯的影响，依然很重。

 第二，经济制度变革通常受内部危机爆发和外部冲击驱使。一个国家制度变革，往往是生存和发展的危机逼出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很多国家经济制度变革大多因内部危机爆发而发生。但也要看到，不少国家经济政治制度变革，常常受外力冲击影响。比如日本明治维新，就是因为西方列强炮舰到来，加重了日本皇室王权的危机感，驱使日本加快自强变革。当然，不管外部冲击多大，自身内部基础、条件和环境若不成熟，真正的革命或变革也不会发生。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第三，经济制度演进具有很强的内生性。我上面提到，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演进是累积前行的，国家越大，文化统一性和同质性越强，历史越悠久，制度延续继承越厚重，制度演进的内生性越强。如果制度不是内生的，而是外力外因随便可以改变的，那么，今日世界各国制度可能就基本相同了。实际上，即使在所谓类似民主制度架构下，欧洲、亚洲、非洲许多国家制度差异性很大，好多根本不一样。进一步讲，一个国家不具备内在客观条件、共同意识形态、共有文化传统，靠外部干涉搞不出好的制度创新，往往四分五裂、动荡混乱。

 第四，经济制度创新的实质在于拓展社会信任关系。经济制度就是要拓展超越个人联系的社会信任关系，促进分工合作生产深入发展。经济制度要建立人和人之间普遍认同、共同遵守的规则规范，并且可计算、可监督、能执行、能惩罚，从而使人们扩大相互信任关系。

 第五，经济制度变迁一般在制度改变后的利益增加超过制度改变的成本时发生。任何经济制度创新，都要有对制度变迁的需求牵引，也要有相应的制度供给。要把握人们对经济制度变迁的需求。一个国家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技术变化、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结构及其价格变化、宪法秩序及政治规则制度改变等，都会影响人们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同时，要把握经济制度变迁的供给。制度供给主要取决于政治秩序和治理体系中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主要包括制度设计的成本，对制度知识的积累，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收益与成本，社会相关利益群体的认同度，等等。

 第六，经济制度演进在规则上总体走向基本趋同。经济制度创新源于制度竞争，制度竞争推动制度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制度在基本规则上趋同，是长期历史趋势。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经济紧密联系起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离群索居。经济交往和分工合作拓展，各种经济制度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很多基本原则和制度共识，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制度呈现出更多的同一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一场改革

 上面，我主要讲了经济制度变迁的逻辑。接下来，我重点谈一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体制内发生的重大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革命，是自上而下的渐进式制度创新。不同于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国的经济改革不照抄照搬别国制度变革模式和做法，而是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和实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经济制度变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革命。

 一是守正创新的经济改革。我们坚持了新中国成立后形成、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革除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阻碍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借鉴世界各国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经济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经验办法，推动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革命、自我完善。守正创新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

 二是“干中学”的体制创新。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的制度创新，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红线、标准和原则，没有拿来就管用有效的制度模式，也不能沿着不存在的理想化的“中看不中用”的空想制度前行。只能相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实践出真知，摸着石头过河，走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不搞休克疗法。

 三是政治与经济相对分离的制度变革。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政治革命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推进中国经济制度创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领导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有力领导和保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不动摇。

 四是守牢稳定底线的改革。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最怕的是重大变革引起经济、社会、政治不稳定，甚至大规模动乱。从改革伊始，党和国家就特别强调，正确把握好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关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坚持维护稳定这个压倒一切的底线。抓住机遇、创造机遇，推进改革，遇到困难时走两步、停一步，坚决不走回头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符合国情实际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按劳分配制度。这个制度对于新中国加快推进工业化、促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是有效的。根据相关研究，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加速，GDP增长了3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0%，工业占GDP比重由8%提高到30%。但是，也存在国民经济大起大落波动，资源要素消耗浪费较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改善比较缓慢等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远未达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水平。无论从行政集中程度、计划覆盖控制范围，还是经济组织总体规模、生产体系专业化分工程度，我们都低于苏联和东欧。因此，我国搞市场化改革，起步更容易，阻力更小，没必要推倒重来。

 此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集中计划经济也被冲得千疮百孔，解决吃饭、穿衣、交通、居住、教育等基本问题最紧迫最重要，人心思稳、人心思变、人心思改，党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经济改革，顺应民心民意。

 中国改革开放体现了哪些制度创新

 好的制度变革，不是说出来的，是实践中干出来的，靠实践、历史、人民检验。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创新？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制度变革。什么经济问题最突出，最需要解决，体制改革和制度突破就从什么开始，是必须紧紧抓住的优先任务。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是短缺，首先是粮食、副食品等农产品严重短缺，吃不饱饭是大问题；还有日用工业消费品严重短缺，只能通过凭票、排队等办法抑制需求。所以，中国改革从农村生产制度入手抓突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从搞活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入手，逐步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允许企业在计划外采购原材料和扩大生产。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央统筹推动的经济制度革命。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制度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革，总是由中央领导集体尤其是领导核心想清楚、下决心后才真正启动的。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广东等沿海“三来一补”引进外资等，没有党中央尤其是核心领导人认同和支持，都不可能持久。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是渐进边际制度创新。制度是内生性的，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一个国家历史越悠久、国家越大，路径依赖越强。中国改革开放充分把握几千年封建社会农耕文明的制度特征，不搞激进式休克疗法，摸着石头过河，在“干中学”。比如，中国经济改革首先从传统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最薄弱环节的农村开始，采取不触动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办法，既不背离公有制基础，又实际上改变了产权关系，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又大大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效益。又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搞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既坚持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又调动了企业主要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入企业家要素，在边际上改变了国有企业产权制度。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是开放倒逼型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制度转型，根本是自身内部原因使然，但外部冲击压力也影响很大。现代市场经济形成发展于欧洲、北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发展艰难，又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没有外部市场经济发展影响和经济全球化冲击，搞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是很难的。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很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至关重要，带动了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访日、访美，对日本市场经济发展、美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印象深刻。他强调，中国要抓住世界产业转移和分工合作体系拓展的经济全球化机遇，在经济上对外开放，学习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营办法。

 事实上，每一次扩大对外开放，都促进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往往都靠扩大改革开放，倒逼更大力度的制度变革。发展对外经贸、引进外资，不仅让我们解决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储蓄不足、外汇不足的“双缺口”难题，还学习到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组织制度与管理方式，而且倒逼了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改革开放初期，毗邻港澳等地区率先对外开放，使珠三角经济发展、制度创新领先全国，带动全国改革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力推动我国按国际通行规则和惯例，改革国内经济贸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上海自贸区以及临港新片区、海南自贸港等，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倒逼中国深入推进整体性、系统性、深层次制度创新。

 第五，中国改革开放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革新。我国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改革，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好制度不看少数人怎么说，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老病死的问题。制度往哪改、怎么改，要看中国人民赞成不赞成、认同不认同、满意不满意。二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好制度，各方面人群评价是重要的，但讲到底要看实践绩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好不好，最终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增强、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三是坚持不追求空想的所谓“理想主义最优模式”。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最优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也别想把世界各国好的制度都拿来武装自己。寄希望于把世界各国最好的经济制度都拿过来优化组合，可能会得到最差的制度。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被实践初步证明是有效管用的好制度。当然，还需要完善、创新、发展。

 如何深入推进中国经济制度创新

 经过40多年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但还不成熟、不完善、不定型，一些重大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突破，同国际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必须深入推进经济制度创新。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不断破解重大体制性难题。渐进式改革先易后难，越往后改革成本边际递增，风险挑战增大。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改革要打持久战，必须始终注重解决一个一个具体问题，又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系统配套、统筹协调解决好难题。重大难题长时间不突破、不敢碰、不解决，或者时机、条件、环境不成熟贸然突破，导致危机混乱，走回头路，甚至走邪路不是没有可能。

 二是坚定不移走市场经济改革道路。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二战以后持续高增长奇迹。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国经济制度变迁，是中央统一集中推动的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但这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是双刃剑。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导致相当多人本质上不相信市场经济，更深信政府管治。越往后改越要防止权力和利益固化，要警惕“看得见的手”削弱阻碍“看不见的手”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尤其要防止改革方向南辕北辙，偏离市场经济目标，落入以权力为核心的行政性分权市场体系陷阱。

 三是着力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法治保障。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定型、有效，根本靠法治保障。社会主义传统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本质是命令经济、权威等级制经济，不是现代法治经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传统，缺乏现代意义上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传统。我们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则，把法治建设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现代法治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四是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当前经济全球化虽遭遇逆风逆水，但世界经济制度仍在向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演进。中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客观上还有不少方面不适应高标准的国际经济制度规则。我们要大力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持续加大全方位对外开放力度，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进制度型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