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关键五年。2008年以后，世界经济长周期已经从相对繁荣期走向了相对衰退期。“十四五”接近这轮长周期的中后期，新冠疫情全球暴发，全球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隐现。我国要实现稳中有进，就需要“越危机、越创新”。危机倒逼创新，要让创新的新动能弥补产业转移与成熟产业的产能停滞。化危为机，要遵循创新规律，组织好国家队创新，引导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创新变量

以下四个创新趋势将在“十四五”时期充分表现。一是深度反映从工业化社会迈入信息化社会的趋势。信息化社会不只是推动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发展，更需要建立信息化社会的规则、体系、制度，譬如共享经济、区块链技术等正在逐步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国家治理方式。疫情加快了在线新经济发展的步伐，“十四五”规划应以信息化社会思维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改革。

二是要有人类与地球共存亡的生态危机感。21世纪末，预计全球将升温2℃，美国不负责任地退出《巴黎协定》，中国将绿色发展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重大区域发展都将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面对全球气候恶化及公共卫生事件频发问题，我们应有战略性应对举措。

三是把握逆全球化中的新兴全球化机遇。信息化推动新型全球化，对传统全球化带来挑战，国际组织、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期，基于信息科技、数字经济、高速交通、自由区等的新型全球化趋势正在兴起，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并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期。

四是信息文明与生态危机正在重构社会经济形态。在两个百年期间，按联合国标准，我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完成阶段。生态危机凸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信息文明为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前提。

二、“十四五”创新驱动发展的几个切入点

建立有效竞争市场模式，形成新业态保护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应以有效竞争为导向。改革开放以来，从电冰箱到光伏风机、再到共享单车，一哄而起的“自由”竞争模式浪费资源，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要根据不同的行业市场竞争度制定游戏规则，给真正创新者一个风险回报期，对模仿者、抄袭者设置壁垒，比如，第一年核准若干家，三年以后全部放开，以推动业态良性发展。对于商业模式创新，“十四五”可以考虑在法律上有适度保护机制。

充分重视企业家的创新核心功能。“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不应成为一句空话。企业要具备创新活力，灵魂在于企业家。上海最缺的不是资本、技术、人才和土地，而是企业家。充分重视企业家的创新核心功能，必须把集聚培育企业家摆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环节。科创中心建设不能围绕指标转，而是要围绕企业家转，吸引到了企业家，就是吸引到推动创新的资本、人才和技术。上海应针对不同来源的企业家采取措施。用混改再造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加大股权激励力度，同时采取“负面清单”政策，对于企业利润连续三年增长10%以上，或成功推动创新项目产业化的国有企业领导者，不适用现有一刀切的退休年龄硬性规定。上海要成为国内企业家再创业、再成长的平台，抓住设立科创板注册制的机遇，发挥宜居、医疗、教育优势，以更优越的营商环境，吸引二、三线城市企业家来沪实现二次创业，迈向国际化与高端化。上海是外资企业高管的集聚区，应搭建平台，充分利用其丰富的国际化行业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土创新创业。此外，还需要创造增量。后三十年随着企业家生成来源结构向年轻化的转变，上海理应成为企业家摇篮，其中关键是要全方位放开人才政策，让青年人留下来创业成家。

当前，上海创新创业营商环境中最大的瓶颈是商务成本问题。过去几十年，上海一直是投资驱动与财富驱动为主导，推高了上海的商务成本。众多中小企业面对过高的土地、人工成本，宁愿从事赚快钱产业，或去异地发展；众多科技创新项目“开花多，结果少”。上海孵化的创新项目，一旦进入产业化阶段，基于成本考虑就会选择周边地区落地生产。为此，商务成本问题不解决，即便创新主体具有创新意愿，也难以落地发展。高企的商务成本成为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陷阱”。国内北京、深圳、江浙等中心城市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高成本问题，但是解决出路各有千秋。北京是国家科研资源投入最集中的地区，无形之中降低了前期创新投入成本；深圳小产权房的建筑面积一度接近总量70%，虽有城市管理问题，但也降低了城市住房成本；浙江是全国民营企业家最多的地区，间接起到摊薄创新创业成本比例的效应；苏州工业园区采用的新加坡住房公积金制度，很好地调控了园区房价成本。对于上海商务成本问题，我们认为整体降低商务成本不现实，也不符合发展规律，建议通过特殊区域与功能政策安排，克服成本劣势。新一轮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应成为科技创新战略特区，直接降低商务成本。通过政策特区与创新便利，形成创新成本洼地。运用非经济杠杆相对降低综合成本。通过进一步放开人才入沪政策、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优化空间布局等手段，营造更好的创新、创业与生活环境，使得相对高的成本能对应更好的服务条件。

发展场景产业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需要能应用到各行各业，创造与满足新需求。“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5G、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主导的应用技术将深度融入各类应用场景，构筑起基于物理实体世界的网络平台经济体系，形成规模可观的“场景产业”经济新形式。我国市场规模大、场景运用领域多，生产性服务业场景应用已初具规模，此次疫情后在线生活服务业长足发展。依托大数据和高速互联网建立起的各类场景应用，已经能够实现远程同步遥控水下机器人自动检修、指挥无人机空中自动巡检、居民远程安排智能家电和机器人开展家政服务，实现了对危险、高度重复、劳动密集型工作的替代，大幅提升了经济社会的效用水平。建议“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提倡发展“场景产业”，引导数字经济时代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在科技金融创新方面，发展科技金融，规范金融科技。现代创新经济模式下，科技与金融是相辅相成“两条腿”。“十三五”时期两者发展的最大教训是“科技金融落后、金融科技失范”。科技金融方面，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服务科技创新不到位，科创板成功落地后，注册制改革要落到实处，审批要放权。在金融科技方面，监管滞后于发展，P2P倒闭潮、套路贷、虚拟货币炒作等不良事件频频发生，导致行业一度无序发展。为此，“十四五”促进科技金融发展，规范金融科技监管，一是要以科创板注册制改革为契机形成完整的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二是探索金融科技监管模式的创新，借鉴全球范围内监管创新的创新办公室、监管沙箱和监管科技三类模式。三是加快征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征信体系全覆盖，推广信用可追溯的区块链结算方式的应用。

在绿色创新方面，推广生态排水系统，从源头消除水体富营养化。我国是全球13个缺水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水系污染严重的国家。全国90%的城市水系已被严重污染，南方城市总缺水量的60%～70%是由于水污染造成的。江南水乡的环境治理，除了工业污染外，重点在生活污水和化肥流失造成的河湖水体富营养化。“十四五”期间，建议借鉴德国、日本近期试行的生态排水系统，从源头提升人居系统的生态微循环功能，重构传统工业社会所割裂的两个自然循环过程，实现“两个减量一个增加”，一并解决生活污水与水体富营养化问题。生态排水系统是改变现行的合流污水处理方式，将传统的城市污水系统分类为黑水、灰水两个系统，重建分类排水系统。一是黑水不纳入污水总管，减少污水排放总量，重建地表水的自然循环。二是黑水管道通向粪水处理厂（兼容禽畜粪便处理），生成沼气和有机颗粒肥料，重建城乡有机肥的再生循环。三是增加有机农产品产量，增加新型农业收入。以微观层面的收益改善，推动“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加强网络应用培训，消除网络代沟。提高老人群体的消费体验、构成和质量，是提振消费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疫后中国经济复苏发展的重要一环。疫情隔离期间的突出问题是老年人线上消费能力不及平均水平，使用移动支付的比例只有平均水平的1/6。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反倒铸成了不同年龄层之间的一条鸿沟。不会网络操作及对电子消费的不信任是老年人网络消费的主要屏障。建议：第一，开展60～75岁群体免费线上消费技能培训，旨在系统提高这一群体对线上消费的认识与能力。第二，推行实地体验与线上消费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提高老人们对新消费形态的适应力。第三，进行具体操作的分类考核，保证网络消费教学的实际效果。第四，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在社区推进有关教学活动。

从科技创新中心角度思考“创新型都市圈”。上海城市区与纽约、伦敦、东京、中国香港有很大区别，上海城市格局包括广大郊区，上海的区域面积足以同时容纳财富金融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上海还可考虑运用金融创新撬动科技创新，通过金融机构、金融资本、金融产品的创新，来集聚创新资源。“十四五”上海都市圈建设，要考虑科技创新功能。一是在城市功能区中嵌入满足中小企业创新需要的公共创新服务区。降低大都市高成本对创新的抑制，同时实现创新形式多元化。二是建设创新示范镇，形成创新走廊。依托郊区小城镇的创新基地可以成为上海城市格局的一大特色，可以兼顾成本与接近创新资源的比较优势，也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三是布局三条“创新轴线”。结合上海创新资源与产业空间布局，上海可以围绕三个创新热点区、打造三条创新轴线、形成三个创新扇面。第一条是以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为依托，以浦东十六号沿线各镇为节点，直到临港新城。依托轨道交通，通过新型城镇化走廊，形成创新轴线，并选择创新试点城镇，综合降低商务成本，形成科技创新的产业化新空间。浦东还应将高新区与自贸区相结合，体现开放创新的优势，将浦东打造成为面向世界的自由创新区，做实张江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国家科学中心。第二条是以杨浦知识创新城区为核心，向宝山、崇明辐射。一方面沿江湾创新走廊与宝钢“腾笼换鸟”形成互动，另一方面过隧道与长兴岛、崇明形成互动。第三条是以大虹桥为中心，一体化示范区、G60科创走廊等长三角重点发展版块要有体系化联动。可以设想形成“一平台三走廊”的上海西部都市圈发展新格局，即虹桥枢纽平台与G60对接，打造科创走廊；与一体化示范区对接，打造生态绿色发展走廊；与G42对接，打造嘉定、昆山（苏州）的高端制造走廊。通过三条轴线，将形成上海未来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向东、向北与向南三个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