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是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六省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产业发展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中部崛起”再次成为焦点。不过，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围绕相关话题，智库圆桌特邀五位专家学者进行深入探讨。

本期嘉宾

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原副局长 白津夫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 肖金成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 耀

国家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区域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周毅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孙久文

主持人

经济日报社编委、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院长 孙世芳

发挥纽带作用 增强内外联动辐射效应

主持人：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资源丰富，产业基础较好，发展潜力很大，如何理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意义?

陈耀：首先，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主体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我国中部地区独特的区位交通条件、大规模的潜在内需市场以及雄厚的产业技术基础，使其在我国新发展格局中处于核心环节。

中部地区“居中”的区位和四通八达、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网络，不仅在东西联动、南北协调、产业梯度转移等方面发挥着桥梁纽带功能，在促进跨区域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物资商品流通与合理配置中也具有关键作用。如果这一桥梁纽带和关键环节出现“堵塞”或“梗阻”，就可能影响到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内市场的稳定。

同时，中部六省常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拥有长江中游和中原两大城市群，武汉和郑州两个国家中心城市，以及武汉、长沙、郑州、合肥四个“万亿俱乐部”城市，城市密度高，但区域整体城镇化率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消费市场潜力大。中部地区通过高质量发展，提升城镇化水平，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形成中部消费中心，无疑会成为拉动国内需求的重要动力源。由于交通运输通达性强、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也使得中部地区成为产业集聚及优化布局的优选之地，对于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中部高质量发展是提升内陆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条件。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从以往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中部地区要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制。这不仅是对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且从客观上看，中部高水平开放也是我国内陆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自身发展、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新契机。

加快推进内陆中部地区高水平开放进程，特别是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设吸引高质量外资的营商环境和外向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形成我国全方位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高水平开放格局。

作为全国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空间枢纽，中部地区要主动适应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要求，立足内陆比较优势，找准定位，补齐短板，统筹推进、建设、用好各类开放平台，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效应更强的内陆开放新高地。尤其要以已有的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个自贸试验区为主要抓手，赋予这些国家级开放平台更大改革自主权，不断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要发挥中部各省资源、产业和交通运输枢纽优势，以中欧班列、陆海联运、跨境电商、空中丝路为依托，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创造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高水平开放新模式。

中部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建设绿色发展的美丽中部，要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加强能源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加强生态建设和治理，实现中部绿色崛起。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优化中部地区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加大生态环保突出问题的整治力度，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切实保护好山水林田湖草，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中部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点，让绿水青山变成造福百姓的金山银山。

周毅仁：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我国新一轮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区域，是扩大内需、提升开放水平最具潜力的区域，也是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区域，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进入新时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营造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共同推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形成东中西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优化国民经济结构、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选择，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产业均衡增长 科技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主持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

白津夫：中部崛起取得了新进展，其特点既非东部地区那样锦上添花、亮点纷呈，也非西部那样重点跨越，极具标志性。中部崛起的特点是平均化提升、整体性进步、持续性发展，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失衡现象。一是产业均衡增长，三次产业都有一定发展；二是区域协调发展，地区差异没有拉大，保持平均水平增长；三是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发展水平整体抬升，幸福指数保持高位。

值得关注的是，中部地区发展较好实现了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一是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把创新驱动发展落到实处，创新中心作用明显增强，形成若干创新高地并逐步形成科技集群，武汉光谷、合肥创新中心、郑洛自创区、长株潭自创区发挥了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创新成果市场化明显。二是产业创新成果明显，先进制造业形成了明显优势，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产业创新取得实效。三是主导产业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并加速形成区域经济的整体优势。

肖金成：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更加巩固，尤其是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扩大开放方面，成效十分明显。

国家批准安徽省设立皖江经济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批准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改善了营商环境，吸引了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到中部地区投资发展产业。继渝新欧之后，郑州、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太原等均积极推动中部地区的中欧班列开通，形成连通中亚和欧洲的铁路货运大通道。在此期间，中央批准设立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批准了《中原经济区规划》。郑州作为核心城市迅猛发展，产业集中、人口集聚，引领中原城市群各市发挥优势，分工合作，一体化程度加强。国务院还相继批准了湘江新区、赣江新区，成为产业发展的平台和重要载体，不仅有利于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而且促进了体制机制创新。2019年5月，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对于发挥山西在推进能源革命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山西实现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些战略性举措和政策支持使中部地区开放程度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周毅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科教实力显著增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中部地区以10.7%的国土面积承接了全国26.6%的常住人口、30.1%的粮食产量，占全国GDP的比重由2005年的18.8%提高到2020年的22.2%，城镇化率从36.5%提高到58%左右，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9.78万亿元，占全国的24%，近十年来解决了近50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孙久文：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成效显著。一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在国家的政策支持和中部六省的共同努力下，中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在拉动内需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二是产业结构逐步优化。2013年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为11.8∶52.1∶36.1，2020年调整为9.04∶40.62∶50.34，表明中部地区产业的服务化和高级化十分明显。

三是科技创新发展较快。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中部地区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12年中部地区专利授权数13.3万件，2019年达到37.3万件，增加了180%；发明专利授权2012年为1.58万件，2019年为4.96万件，增加了214%；201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为1150亿元，2019年达到2823亿元，增加了145%。

四是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太原都市圈等中部城市群加速崛起，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太原、合肥等中心城市实力不断增强，洛阳、南阳、襄阳、湘潭等大中城市发展迅速，小城市和小城镇功能不断提升。2012年中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为47.19%，2019年提高至56.8%。

五是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增速高于东部地区。与2012年相比，2019年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约75%。

六是生态环境日益改善。例如，河南省重点抓黄河生态修复，按照中游“治山”、下游“治滩”、受水区“织网”思路，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完成黄河干支流生态廊道造林3.66万亩，率先实现郑汴洛段全景贯通，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城乡生活污染以及矿区生态环境“3+1”综合治理等。

突出资源优势 在产业链现代化上发力

主持人：拥有明显区位优势、突出资源优势的中部地区，整体上仍与先进地区存在差异，随着内陆经济开放性扩大，未来中部地区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白津夫：与东部和西部个别地区相比，中部发展有一定落差。这与发展格局有一定关联，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之前，因为曾过度追求经济虚拟化、市场外部化，过度强调出口导向、产业外移，客观上抑制了先进制造优势的发挥。中部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一是与其他地区开放落差效应放大，沿边沿海开放走得更远，如何形成中部开放的后发优势？二是面临制造规模优势与数字化转型的压力，如何在发挥优势的同时加快数字化转型？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部地区崛起有了新机遇，就是要立足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的先发优势，加大战略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中部地区发展水平，全面实现中部地区崛起。要围绕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谋篇布局，重点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上持续发力，实现产业新突破，形成发展新优势，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强有力支撑。

肖金成：中部地带原有九个省和自治区，六省之外，还包括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自从内蒙古划入西部，吉林和黑龙江划入东北之后，中部就剩下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山西六省，成为地地道道的内陆地区，是中原地区的扩大版，具有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空间优势等，但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的落差。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西部各省份在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下，补基础设施薄弱的短板，发展速度加快。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资源型城市的棚户区改造、产业转型、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而中部地区发展速度下滑，占全国的比重下降，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原因是工业化水平低并导致城镇化水平低，中部多数省份的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背景。

目前来看，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环节，中部地区消费潜力巨大。中部地区人口比较密集，随着消费水平提高，市场需求将成倍增长。劳动力丰富也是中部很大的优势，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聚集，进而推动城市规模扩大；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多数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通过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增加就业岗位，城市经济也将迈向高质量发展。

周毅仁：中部地区目前城镇化率偏低，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中部地区城市群还处于规划引导阶段，城市群内部以各小城市群或都市圈独立发展为主，整体尚未形成完整意义的城市群，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空间结构形态和现代交通网络，城市规模和分工体系，城际发展联系、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等还在构建和培育发展过程中。此外，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总体上都仅是较小空间尺度的区域性中心，对其他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不强，在省域内的城市首位度高，但吸引力不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较弱。从三次产业结构看，我国东、中、西、东北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4.6∶38.9∶56.5、8.2∶41.8∶50.0、11.0∶37.9∶51.1、13.2∶34.4∶52.4，中部地区三产比重最低，二次产业比重最高。

中部地区区位优势独特，内需潜力巨大，但目前对外开放依然相对滞后，2020年中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仅为6.9%，社会消费品零售额9.78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24%。整体来看，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内陆开放水平有待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有待增强，生态绿色发展格局有待巩固，公共服务保障特别是应对公共卫生等重大突发事件能力有待提升。

孙久文：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GDP总量占全国比重基本上保持在21%至22%之间，并略有上升。在东部地区发展强劲，东北地区占比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中部地区能够保持这样的比重，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当然，由于中部六省幅员辽阔、情况各异，开创“中部崛起”的新局面确实有一定困难，各省有自己的发展思路，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区域经济联系与合作，甚至是一体化发展。例如，山西与京津冀城市群的合作、安徽融入长三角以及实现一体化的进程、湖南和江西对接粤港澳大湾区，这对于各方面的发展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