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解放日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张兆安，就如何看待当前历史时期浦东建设“引领区”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解将“引领区”打造为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的功能高地等话题，展开解读。

 资源配置能力：高水平开放的基石

 引领区的“引领”作用体现在哪里，这是首先要理清的思路。

 张兆安表示，引领区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要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这两个方面再往前走一步，而且要在推动上海创新发展，服务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都能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具象地理解‘引领’，就是浦东所有的做法、创造的经验，都能够对全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张兆安表示，引领区的内涵应该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即高质量发展、高标准改革、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

 其中，对高标准改革的理解，张兆安认为，可参考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五个自由”，即投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高标准改革，其实就是与高水平开放相衔接的制度创新，引领区在制度创新上肯定要做出新探索和新示范。”

 根据《意见》，引领区还要打造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打造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的功能高地。

 张兆安表示，中央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这既是前进的方向，也是高水平开放的体现。怎样体现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要素的集聚程度。

“人们常说‘五流交汇之处’，就是指全球资金、物流、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的交汇，这是一个全球城市的重要象征。”要素集聚程度越高，意味着可配置资源越多，资源配置能力也就越强，可以统筹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而提高开放水平。

 引领区强调资源配置能力，因为这是衡量地区开放的标尺，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基石。

 金融改革探索：需往前迈一大步

 《意见》提到，引领区要率先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

“所有的国际金融中心都要面对两个市场，一个是在岸市场，上海已经做得不错；另一个是离岸市场，这一部分上海仍需在中央支持下积极推进。”张兆安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走积极稳妥路线，这与金融本身的属性有关。从全国来看，目前仍要处理好金融改革、创新和稳定的关系，但同时，金融改革和开放仍需往前走一大步。

 这就需要在一个局部环境中展开探索，为中国未来的金融发展提供经验。浦东，尤其是临港新片区，可以开展金融国际化的探索。

 根据最新一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上海保持在第三位，并且与第二位伦敦的评分进一步接近。张兆安表示，从金融规模总量来看，上海已经有较理想的基础。相对而言，目前上海需要在金融国际化程度上加以提升，通过更大范围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人民币资金跨境双向流动，构建离岸金融体系，推进人民币离岸交易等，在国际金融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这就需要在引领区内进行金融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进一步提升金融国际化程度和水平。具体有两个角度，一是引领区要与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创中心建设相衔接，比如，探索更大范围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二是引领区要充分抓住历史性机遇，争取在离岸金融市场有进一步探索，并且取得进展。

 产业方面，《意见》提出，引领区要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为确保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多做新贡献。

 张兆安表示，从引领区层面看浦东未来的重点产业，核心还是紧扣“中国芯”“蓝天梦”“创新药”“未来车”“智能造”“数据港”等六大“硬核”产业。同时，紧紧围绕上海增强四大功能、“五个中心”建设、自贸试验区、进博会、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重要国家战略谋篇布局。

 引领区还要围绕上海进一步增强四大功能，做出浦东应有的贡献。“从高端产业引领来看，引领区不仅要推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民用航空等重点产业发展起来，成为上海未来发展的引领性产业，更要能够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张兆安说。

 数字化探索：开放倒逼改革

 《意见》对引领区数字化建设也做出了指导，将建设国际数据港和数据交易所，推进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监督管理等标准制定和系统建设。

 如何看待在这一历史时期，国家对浦东提出打造数据港的要求？张兆安表示，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以来，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十四五”规划，都可以清楚看到，当前中国已经把数字化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表示，“数字中国”包括三大内涵，即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2020年底，上海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提出生产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三大转型目标，这与“数字中国”的说法不同，但内涵相同。

“要找一个在数字化领域、数字化发展方面能够体现当前我国数字化建设能力、数字化发展成效的区域，先行一步，浦东是目前较为适合的。”张兆安说。

 为什么是浦东？首先，从数字经济角度来看，浦东与上海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等“五个中心”建设都有紧密关联，是经济数字化的理想试验田。其次，开发开放31年来，浦东的改革和开放始终走在前列，全国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全国首个自贸区、临港新片区都来自浦东，说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建设也是走在前列的。“浦东最早遇到更高层面的需求，数字化的紧迫性体现得较早，也更需要从治理数字化、数字政府的角度寻求解题。这也是浦东在上海‘两张网’层面都取得先行先试的原因。”

 而这就是开放倒逼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