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的时候，我们在地图上看温州，那是一本1966年版的。我们吃惊地发现，这座和苏州、无锡甚至厦门一样划两圈中间一黑点、表示同等级别的城市，竟然不通铁路。所以几年后，很是为和我们一起插队黑龙江林场的温州知青们忧心。你想，他们过年回温州探亲多艰难啊：火车七台河三日三夜到上海，再坐一日一夜船始到；要是家在下面的县镇，如平阳、水头，又要坐多半日甚至一日的长途车，加上候车，舟车劳顿耗时一周。

那个时候，我们常常在地图上浮现一张张熟悉的温州脸，背着林区特产：两块桦木或柞木菜墩、一些木耳和山蘑，甚至十几二十几斤东北大豆回家；又驮上他们那里的特产虾米和紫菜，以及咸鱼和海蛎干回林场。想想他们探一次家真是疲累极了。所以林业局根据探亲路途之远近，毅然将他们的探家改为两年一次。他们为之十分恼火，力争与上海同框。他们为家乡骄傲，甚至有点气急败坏。记得那时有个名叫小包、两颊青春痘巨多的平阳知青，在昏暗的工棚大炕上，借着虾皮拌紫菜及一小块乌贼干，灌了三两酒的酒劲，大声嚷嚷：我们温州，唐朝就有了，你们上海呢？还在海里呢。我们有雁荡山，你们有吗？连个山毛都没有。他甚至大言不惭道：如果没有他们温州一带东海前哨卫护，上海早就危险了，要被敌人攻破了。

但他们也有底气不足的地方，有些东西比不上。例如，知青去时发的棉衣、棉裤、棉大衣，我们上海是一水的国防绿斜纹卡，结实牢固不褪色。他们呢，一色的土黄，状似电视剧汪伪军服色，不牢还不耐脏，一季下来便油渍麻花。春秋季，着装肯定是上海的挺括，不说女生，就男生那时标配着装：中山装、直筒裤、回力鞋，而他们，仍然停滞在1968年——小翻领的两用衫、黄包裤和白跑鞋，他们回程的旅行袋里，除了海货没有更多的优势，东北老乡往往要求捎带的，是大都市的多样性：最新颖的糖果、卷烟、涤卡中山装、半导体收音机，甚至手表和香皂。

也就在这样的比拼下，我们和他们，知道和熟悉彼此的家乡都有啥。上海有豫园、老城隍庙，除了南京路，还有徐家汇、静安寺、五角场。我们也向往，他们的五马街、瓯江边，总想有一天，能像平阳知青小包一样，也能于雁荡山之深谷，仰头60度，望全国最长的瀑布大龙湫，水汽蒙蒙，吟诗一首：飞流隆隆从天下。

好像是回城后的第6年，一个暑热的天，我们结伴去温州。那个时候，火车还是不通。去温州的话，首选仍然还是走水路。

水路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发，坐船仍需一日一夜，才能抵达。好在老早跑温州以民主为名的那几条老船，那时渐渐已被繁新、荣新、昌新、盛新四艘3800吨的近海客货轮接替。它们吨位大、航速快，船内船外漂亮新颖。

蛮幸运的，我们在外滩金陵东路1号售船票的地方，买到了四张四等舱位票。16人一间、一人一床的四等票价7元多一张，到黄牛手里，起码能翻两个跟头。那个时候，虽然外出走走去旅游的人不多，但那时温州人因为人多地少所迫，老早就有出去讨生活的习惯，喜欢跑江湖跑码头，弄点生意，维持生计，所以改革春风一起，跑生计的人更欢更多，那时号称有3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跑供销，啥都做，从卖皮带、皮鞋、纽扣一直到海带、虾米，无所不及。加之那里出现了创业小高潮，个体商户破了10万大关，所以一天一班轮的票十分紧俏。果然，我们一进舱，同室十之八九都是操浙东南温州方言的那路人。好在，仗着与温州知青共处过的经历，稍懂能猜个大概的口音，我们友好地同处一室，东问西答，问五马街怎么走，雁荡山哪上车……

第二日下午，大约是黄昏前的两小时，我们的船驶进了瓯江。江面辽阔，天色有点阴，远远的，江中出现一小岛，两塔突兀，灰白白的。舱室中的那些温州客们激动起来，有些骄傲地小叫大呼：江心屿。并迫不及待地开始整装。一个着一件半新不旧灰西装的温州客说，码头要到了。并告知这岛老有名的，属地标性名胜，杜甫、李白都来过，岛上的塔是宋塔，值得看一看。

果然，在今天有关温州的所有介绍中，必定有这个江心屿的叙述，告之景色是如何优美，岛之寺塔怎么历史悠久。百度一查，全都知道。好在百度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下船后看天色尚早，我们摸索着向它前进的一路上，到处是木槌的敲击声。望过去，几乎每个路口，都有三五案板，人持手雷状的木槌，在上敲击沾满淀粉的鱼生，将它敲成薄饼状。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打造温州名吃“敲鱼汤”里面最最重要的主角。将它成型、切丝、切寸片，加蛋丝、青菜丝，加辅料烹成一碗名肴，尝一口，真正是鲜嫩滑爽。而与它齐名的，还有温州鱼丸。

结果江心屿还是不得上，因园区修缮需长期闭岛了。我们只得倚在江岸石栏望上一望。看三两鸥鸟无聊地飞来飞去，叹一声：有些东西，还是远观为好。

其实，对于38年前去温州残留的记忆是，那个时候，所有的宾馆、饭店都没有空调。对了，根本也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宾馆。好一点的，是政府招待所，基本接待政府公职人员出差往来。游玩的，做生意跑单的，或国营小厂搞供销的，住街上的旅馆，它们的名字往往还是叫红卫，或者益民，或者胜利。那个时候，都夜深了，我们住的店外依然嘈杂，人们着急忙慌，天还是那么闷热，仿佛兑现着一句台词：天空中仿佛空气在燃烧。那出自昔日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那也是温州开始大变革的前夜。

温州的主要老街上，沿街的商铺林立，人们热衷经商，服饰琳琅满目，鞋都的名声开始叫响，除了鞋革、扣子、五金百货等，当然还有继续发展的老东西绣品、漆器，各类吃食、海货、鱼脯、虾干。

更让人吃惊的是，温州的农民疯狂了，在苍南一个叫龙港的地方，正集资要打造高楼林立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是一年后，其实也只有多半年，一个名叫桑晋泉的中年男人，以敏锐的目光，扫视了这一切。他撰文说，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至4月，温州家庭工厂已逾12万个，从业人员33万多。以生产小商品为主，纽扣、塑料编织、五金电器零配件、再生棉纱纺织品等，利用场地，前店后厂，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门道。随着家庭工业发展，全市涌现了393个商品市场。称三中全会以来短短5年，温州的农村，已有1/3农户富裕了起来。在桑晋泉文章之后，配有一篇《温州的启示》评论说：要使生活真正富裕，还得靠人们的努力和奋斗。它称：温州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敢于冲破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从温州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子。

乡村家庭工业＋专业市场，“温州模式”自此开始叫响。

那个时候，我们仍然沉浸在半年之前行进在通往瓯江边的解放大街上。回味无穷，昨晚那两只七两重的蝤蠓，按照温式传统做法，蒸蛋，四个大钳，一人一个。由此我们的脚头倍感得力，目标也更加坚定：向着雁荡山，攀爬！

温州人的“生意”

江南

2000年，14岁的我随父母离开温州到上海，几乎没回过几次老家。生活在别处之后，才从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温州人烙印。

20多年前，在上海高中读书的外地人少，上海同学对外地了解也少，温州对他们而言，只是个遥远的地名。

有上海同学问我，你们老家是不是很多温州发廊，带着一些邪魅的笑意。我一脸茫然，温州人不知道温州发廊究竟为何物，便大致回应：哦，老家是挺多理发店的。上海同学又问我各种东西的温州话怎么说，我一一回答，对方笑一阵，学得阴阳怪气，便作罢。

没多久，又有同学来跟我讨论，说新闻上看到温州人在上海买房子，一买就是数十套上百套，问我，温州是不是很多暴发户。后来，还有同学来跟我说，温州人很会做生意的，然后会讲家里亲戚和温州人做生意的往来，大致是在变压器、电缆等等不太起眼的领域，温州人的小作坊小厂在跟国企竞争。

少年不知事，但不知怎的，听到做生意和炒房团的讨论，我心里是很高兴的，于是，便不由得炫耀起一些似是而非的温州故事来。

在我们温州，身边同学朋友的家长和长辈，除了教师和公务员，几乎没有“工人”，他们要么在自家楼下开个小作坊，要么开个杂货店做批发零售，要么就干脆说不上干什么营生，反正在外面挣钱。那种身穿工作服、满是自豪感的工人阶级形象，似乎只存在于影视作品和宣传画中。所以，当我听上海同学说父亲是工人，住在某历史悠久的工人新村里，很是新奇。

在我们温州，无论市区还是乡镇，平地上没跑出几步路就是山，哪有苏南和杭嘉湖那么大片的平原？温州中学课本里便说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你说温州人跑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谋生，那都是被“一分田”逼出来的，人多地少养不活，不出去怎么行？于是，许多温州小囡在中小学时都有吃住在老师家里的经历，外出谋生的父母没时间管，就放心地把孩子扔给老师。上海同学听了，也觉得新奇。

至于我父母辈的温州人究竟是怎么做生意的，十几岁的我当时说不上来，但有一点是可以料想的，出门在外，肯定啥都得干，所以他们肯定能吃苦，温州人说“能睡地板，能当老板”。那时候，偶尔能看到家人订阅的一些温州商会办的杂志、报纸，上头常有西装笔挺的温州老板，温州人会习惯性关注他们的创业史，感慨“也是苦出来的”。

从20年前至今，别人听我自我介绍是温州人，大概率会客气地说一句温州人会做生意。可温州人究竟怎么会做生意？大多数人又说不上来。在我一个没做过一天生意的温州人看来，父辈们哪里会做生意，就是沾了改革开放的光，先人一步闯荡出去，胆大且能吃苦，仅此而已。我小时候就听人讲某同乡、某邻居、某亲戚的发家史，除了一些灰色地带的营生和手段之外，主要还是利用了中国和海外、国内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商业信息差。

比如被热议了多年的温州炒房团，十几二十年前跑到上海的温州人一看，大上海的房价竟然没有温州城里乃至一些乡镇的房价高，小孩子还能在上海上学，这等好事在温州乡亲们之间一传十十传百，便有了所谓“炒房团”。此前此后，温州人做眼镜生意、打火机生意，一批温州人进军山西煤炭行业，其实都是信息差带来的红利。温州人对商业信息的嗅觉和需求，后来逐渐成了一种习惯。大概10年前，我在华北某县城的公共澡堂里，无意听到身边有两人在讲温州话，几乎没有客套话，直接在澡堂的热气里赤诚相问：“你在这里干什么？”也许只有温州人才能听懂，他们的意思是，有什么好的挣钱路子？能不能一起干？

我工作数年后，有机会与一位温州大佬对话，当时谈“温商回归”，大意是大批温州人都在外地经商，是时候带着资本和经验回乡帮助温州发展了。身为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的温州人，我忍不住问，除了打故乡的感情牌，温州还有啥能吸引大家回来？

这位大佬严肃地说，温州最宝贵的是市场的信息、创新的意识。几个温州人、一群温州人聚在一起喝茶，彼此都能汲取到“市场的营养”。

我深以为然。不过，温州人似乎没那么自信了。久居外地的温州青年，温州话不会讲了，竟还有点羞于介绍自己是温州人。时代变了，能睡地板未必能当老板了。如今，更重要的是创新的意识。2019年开始，温州每年举办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饱受关注；温州企业把科研总部设在上海和杭州，高薪招人——年轻一代温州人的想法，与父辈的“生意经”，不一样了。

细雨蒙蒙，茶汤酽酽

周华诚

泰顺有什么茶吗？有三杯香。

泰顺山多，海拔在千米以上的山峰有179座，大小溪流有100多条。泰顺处在浙南，是浙江的最南端了，再往南走一点就是福建福鼎，也是自古出白茶的地方。这样的地理方位与生态气候，有利于生长好茶。说起来，茶叶也是泰顺的传统风物，明崇祯六年的《泰顺县志》记载：“茶，近山多有，惟六都泗溪、三都南窍独佳。”泗溪，也就是我刚去过的，有姐妹桥即北涧桥、溪东桥的地方。这两座廊桥，算得是泰顺廊桥的代表作，人去泰顺看廊桥，必看北涧桥、溪东桥；最好，还要在桥头找一间茶馆坐下来，喝一杯泰顺的三杯香。

泰顺的三杯香，出了温州，我们现在不太听得到。现在各地茶叶，基本都是这样一种状况：大树之下，寸草难生，大品牌席卷市场，小品牌立足尤艰。在信息物流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一点尤其突出。若在从前，山遥路远之地，小众的产品还有一块自己的天空，有自己的用户群，现在，连仅存的一点天空也要被蚕食了。一片森林，万物丛生，野花野草，苍苔灌木，各有自己的呼吸空间，那才是一个好的生态，是生物多样性。时代越发展，这一点就越难维护，大电商崛起的时候，小摊贩就难以立足，摆个小菜摊、开个小咖啡馆，以前是可以的，现在都难了。泰顺三杯香，作为绿茶，历史上很有名，明清时还是贡茶，说明品质不差，现在这个年头，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多多喝它。

我到东溪土楼时，天空飘起细雨，对面有位老人家，请我们入室避雨喝茶。老人家泡的是山胡椒子茶。老人家姓蔡，当年他在土楼照顾周大风先生，那时，他见证了《采茶舞曲》的诞生。

喝着茶，聊着天，言谈之间，细雨蒙蒙，往事便如茶汤一般渐渐酽了起来。

酒席上的木头鸡腿

肖于

阿丹突然发微信过来，要发青蟹给我。

阿丹是温州人。对她来说，和亲朋好友分享美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点“参与对方人生”的潜藏意思。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温州并不富裕。为了讨生活，40年前，温州人就已北上掘金，除了敢闯敢拼，可能还因为一个穷字。一位温州朋友告诉我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亲身经历。当时，6岁的他去乡下吃酒席。主人端了一碗盖着鸡腿的面条。难得吃鸡腿，三口两口，一个大鸡腿就被他咽下肚了。吃完才发现，大人们的脸色都很难看。

等他回到家才知道，乡下人日子穷，又要面子上过得去，就产生了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桌上很多菜只是摆摆样子。讲规矩的客人，会把鸡腿夹出来，大家只吃面。后来，这位朋友，在童年的酒席上陆续看到了木头雕的全鸡、全鱼、木头鸡腿，再也没犯过错。

温州人善于变通，但规矩礼数，却分毫不差，始终在意。木头鸡腿解决了礼数问题，也勉强顾全了面子。

在我的印象中，上世纪90年代末，温州人的生意越做越大，被国人戏称为“东方犹太人”。日久天长中，国人都离不开温州制造。红蜻蜓、森马、达芙妮、报喜鸟，到处是耳熟能详的温州品牌。更不要提寝具、小家电、锁具等日常用品，就连人工耳蜗这种医疗产品也做出了品牌。不论生意大小，温州人都做出了名堂，也成了中国富豪较多的城市之一。

温州人富了，再也不用在酒席上摆放木头鸡腿了，只是温州人依旧守着乡土乡情和规矩，在每年七八月青蟹最肥美的时候，还是想着买上一批送给亲朋好友分享。

“北京没有海鲜吗？”我问。

“当然不一样，温州海鲜里有家乡海水的味道。外面闯世界不容易。”阿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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