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之向导工农之先锋

1923年5月，何恐到上海出席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回汉后他继续担任团武汉区委组织委员。为了工作方便，他离开了学校，搬到武昌西川湖“竹溪同乡会”住下。何恐在这里抓紧时间刻苦学习，丝毫没有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每当青年们心中感到烦闷苦恼之时，都乐于向何恐请教。

当年曾在何恐帮助之下参加革命的汤泽恩（后名汤镛，曾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顾问），回忆何恐对他的教育帮助，感慨万分。他激动地说：“1923年我从竹溪来武汉求学，开始对自己应如何做人感到迷茫。在竹溪同乡会，我找到了何恐，他耐心而又热情地对我讲，为什么农民无土地，为什么有的人开办大工厂，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制度，一切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想走读书救国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要从实际出发，学点新的东西，在思想上求得进步。”在何恐的帮助下，汤泽恩进步很快，不久便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工人运动决议案》，决议指出：“这些工人都是我们党的基础，只有联结这些工人，我们党才能发达而成一政治势力。”9月，何恐脱下西装，换上工人服装，带领一批团的干部来到硚口一家英国人开办的烟厂。当时这家烟厂的英国老板从国外购进了一批新式制烟机，准备用来调换旧设备，这样一来上千名工人就面临着失业的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党组织决定领导烟厂工人罢工，反对英国老板解雇工人。为了取得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何恐一面深入到工人之中和他们商谈罢工的具体方案，一面发动各界组织募捐队，接济那些在罢工期间无饭吃的工人。由于工人团结一心，各界大力支援，罢工持续了半月之久，结果急得英国老板坐立不安，不得不和工人代表谈判。在何恐的指挥下，最终英国老板被迫同意了工人代表提出复工的全部条件，罢工获得全胜。

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何恐立即在武昌商科大学召开了武汉学联紧急会议，决定联络武汉工商界一致行动，声援五卅运动。6月4日，何恐带领武汉各校学生12000多人，高举着“愿流血以灌溉正义人道之苗，愿流血以倾倒帝国主义之根”的大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游行过程中，何恐带领演讲队伍到江汉关、王家巷等热闹的地方演讲。每当他讲到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时候，常常声泪俱下，感动了许多爱国商民，他们自动将日货送交商会烧毁。

1925年底，经党组织派遣，何恐到日本留学，很快就与中国赴日留学生党团负责人马哲民取得了联系。他俩原是外语学校的同学，在异国他乡，共同的理想、信念把两位战友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他们除了一起刻苦攻读经济学之外，还积极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斗争中去。在横滨，何恐曾以《中国青年们努力奋斗，不做东亚病夫，来救中国的危亡》为题发表了演讲，得到了在日爱国华侨的一致赞扬。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局面已形成。月底，何恐风尘仆仆从日本回到武汉。鉴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为了加强党对湖北地区青年运动的领导，何恐被派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年部任秘书。

1927年1月，何恐派五弟何立人及竹溪青年陆树声、杨明智等人回到竹溪开展农民运动。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使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迅速在竹溪兴起，城关、中峰、甘家岑、大南沟、秋沟塘、烧田坝、吴家坝等区建立了农民协会，共发展农会会员16000多人。

越狱再入狱慷慨赴大义

七一五政变后，反革命两面派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9月中旬，何恐、张芳兰等7人不幸被捕，关押在武昌北首巷看守所。当时正值李宗仁攻打武汉，唐生智被骗至南京扣留，新军阀之间矛盾激化，武汉处于一片混乱之际。根据这一有利时机，何恐决定组织难友们越狱。为了麻痹敌人，何恐一面组织一批同志找“镇压反革命委员会”主委贺耀祖“伸冤”，转移其视线；一面组织同狱的难友在装有夹板的墙上挖洞，指挥在押的两百多位同志越狱脱险。

1928年冬，何恐几经辗转回到竹溪。翌日凌晨4点，国民党竹溪县保安队长邹培东突然带人将何恐家团团包围，使劲撬开大门，凶神恶煞地吼道：“何恐在哪儿？快出来！”何恐听到院内的嘈杂声顿时警觉起来，他趁着天黑混乱之际，爬上屋顶，摸到后楼，躲进了夹墙。邹培东没有抓到何恐很不甘心，先将何恐四弟、共青团员何芙荪抓走，尔后又将四周城门紧闭，派重兵把守，严防何恐逃走。

何常甫赶紧托人到陕西请来何恐的远房舅舅周通园，商议何恐脱险之计。在夹墙中躲了23天的何恐时刻注意敌人动向，他和何常甫、周通园商定趁年关腊月廿八，大劣绅熊佑安请客之际从县城南门出城。傍晚，何恐和周通园刚刚走到南门，正巧碰上邹培东喝得醉熏熏地从熊佑安家里出来，由南门进城。当站岗的哨兵刚将城门打开，周通园就挤了出去。邹培东见是周通园，便眯起醉眼问道：“周五爷，天黑了到哪里去呀？”周通园答道：“办点年货，赶回家去。”当他俩说话的时候，何恐不慌不忙地从他们中间穿了过去。邹培东虽知周通园与何家沾亲，但他万万没料到煞费苦心要抓的何恐却从他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当竹溪的土豪劣绅得知何恐逃到陕西的消息，立即与陕西当地反动派勾结一起，四处通缉捉拿何恐。何恐到了西安之后，经郑州转平汉铁路至汉口。可是，他刚到汉口火车站，就被叛徒、原共青团武昌区委书记万家佛暗暗盯上，不幸于1929年春再次在汉口被捕。

万家佛将何恐绑到一间私人住宅，非法严刑拷打10多天，结果一无所获，反而被何恐骂得狗血淋头，只得将何恐送到武昌文昌门军法处。军法处监狱潮湿阴暗，墙上地上臭虫虱子密密麻麻，汗味、屎臭拌着霉味扑鼻而来。在这艰难的环境之中，遍体鳞伤的何恐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何恐精神鼓舞下，许多难友忘掉了肉体上的痛苦，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

1929年5月，何恐被转押到湖北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在敌人的法庭上，何恐利用合法的身份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每当何恐从法庭上回到看守所，难友们就将他团团围住，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述法庭上的斗争情形。何恐也经常利用这些机会，教育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据当年曾和他同牢的难友回忆，何恐最爱讲文天祥的《正气歌》。他曾坚定地说：“我们是无产阶级战士，难道还不如一个文天祥吗！”在何恐的教育帮助下，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保持了革命者的气节。在何恐的带领下，整个看守所成了一个合作的大家庭，600多名难友忘记了囹圄中的痛苦，大家团结一致，紧张而有秩序地读书学习，在看守所进行各种斗争。

国民党反动当局目睹看守所内的这些变化，深感共产党力量之大。为了杜绝何恐等几位同志与所内难友的来往，他们特意在看守所内腾出9个房间，作为“优待室”，将何恐等9名同志分别关押起来。在“优待室”里，何恐更加紧张地学习和战斗，他不仅写下了许多气壮山河的《百花诗》，而且以难友们的悲惨遭遇，写了一本含血带泪的传记《魔窟》，生动地记载了革命志士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事迹。他还设法与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派人在武昌第四民众教育馆除掉了万家佛。

1930年9月7日凌晨，穿着灰色西装、系着黑领带的何恐等16位同志被敌人从“自省室”里带了出来。几个士兵抢上前去强行剥下了何恐的西装和衬衣，用绳子将他捆绑起来，并用纱布将他的口塞住，然后押着何恐他们向武昌平湖门码头方向走去。紧接着，何恐等被押上“建汉”轮，沿江而下，在汉口“德国二码头”靠岸。守候在趸船上的敌人将早已准备的杀人标签给何恐他们插上，将塞在口里的纱布拿掉，押着向汉口方向走去。敌人之所以选择汉口为刑场，主要是想以此威吓蛋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为了灭掉敌人的威风，何恐他们高唱着雄壮嘹亮的国际歌，大踏步地向刑场走去。

面对死亡的到来，何恐显得非常镇静。他以无限信赖的眼光望着和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大家彼此交换着革命必胜的目光。在何恐的带领下，16位战友昂起头、挺起胸一起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最后胜利属于红军！”慷慨激昂的口号声震动了长江两岸。何恐烈士就义时，年仅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