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国升，又名仇健、仇永平，别名仇桂生，为我市丹江口市（时为均县）人，1896年出生于贫困家庭。1918年，大冶钢铁厂在汉阳招收工人，时年22岁的仇国升，进入大冶钢铁厂工作，成为一名电工。1922年3月12日，经后来成为著名党的领导人的林育英介绍，仇国升在大治钢铁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个十堰籍中共党员。

关于仇国升的入党介绍人，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董必武，一说是林育英，但地点无疑议都是大冶钢铁厂。

一种说法是：在武汉中学任教的董必武参加中共“一大”回汉后，即组织学生到附近工厂创办工人识字班和平民夜校，教工人学习文化，同时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董必武通过汉阳钢铁厂工人认识了仇国升，经过对仇的认真了解和帮助后，发展他入党，并帮助他很快建立了该厂的党支部。这是湖北厂矿中建立较早的党支部。采用这种说法的有三个文本，不过从文字表述风格看都来源于同一文本，是个孤证。

还有一种说法：仇国升的入党介绍人是林育英，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这种说法证据更充分。

早在20世纪20年代，大冶地区已逐渐形成了拥有煤矿、铁矿、炼铁、水泥、电力等企业的“港(黄石港)、窑(石灰窑)、湖(袁家湖)工矿区”（包括铁山、下陆、黄石港、石灰窑、袁家湖），成为当时全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从大冶铁矿（铁山）到袁家湖，30公里左右的地方，大约有1.5万人左右产业工人。如此高密度和大数量的产业工人，当时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少有的。以仇国升、林家庆、周芳良等为首的一批大名鼎鼎的外来的技术人员是当时黄石矿冶工业的一股重要力量。由于产业工人比较集中，其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性又极强，大冶工矿区具备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的优越条件。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发出通告，要求5个区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前发展党员达到30名，并对建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等工作提出要求。中共武汉地委遵照中央《通告》规定，积极发展组织。

1921年7月中共召开“一大”，将开展工人运动确定为中心工作，并成立了指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发展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随即于1921年10月，在武昌黄土坡下街二十七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1922年9月改名为武汉分部)，与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简称“武汉地委”）是两个机构一个牌子。长江支部主任：先后是包惠僧、林育南。

长江支部成立后，立即派人分头到湖北各地工厂开展宣传组织工作，陆续开办工人识字班、工人补习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讲解阶级斗争学说，并结合读报讲解时事，对于粗识文字的工人，还发给《两个工人谈话》之类的小册子，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和阶级观念教育；同时组建工人俱乐部，成立产业工会等。

1921年秋天，汉阳钢铁厂停产。9月，汉冶萍公司抽调一批工人到大冶钢铁厂工作。《黄石史志》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后改为武汉分部)对大冶“港(黄石港)、窑(石灰窑)、湖(袁家湖)工矿区”非常重视，于1921年9月派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工运领袖的林育英化名李福生，以汉阳铁厂失业工人的身份来到大冶“港(黄石港)、窑(石灰窑)、湖(袁家湖)工矿区”，调查了解工人的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林育英在调查了解到黄石地区工人的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后，返回武汉。而《湖北党的组织发展简史》称“一九二二年初，李福生(即林育英)作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首次派往港(黄石港)、窑

(石灰窑)、湖(袁家湖)的代表，以翻砂工为掩护到大冶钢铁厂开展党的工作。”这两种有代表性的叙述显然不同。那么，林育英究竟是何时受何党组织的派遣以何种身份到大治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呢？说林育英

1921年9月到大治即是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的派遣，显然有问题。因为长江支部是10月成立的，在时间上就有矛盾，况且这时林育英还不是党员。据史料分析可以得知，林育英第一次到大治的直接动因，是其为筹资利群书社参资在武汉办的利群毛巾厂破产而被迫去谋生，他当时只是一个加入进步社团、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分子。可以推断，他最初在大冶传播马克思主义并非是组织的正式派遣，是受恽代英和其堂兄林育南的影响而开展的。况且，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是在1921年11月主张将少年中国学会改造为布尔什维克团体后不久，林育南更是在1922年初，也就是说1921年9月前后他俩也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分子。当然，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成立后，林育英很快即受该支部指示在大治开展工人运动是非常可能的，因为林育南是长江支部的负责人之一，此前即引导林育英参加革命活动。林育英受党组织的正式派遣作为港、窑、湖工矿区的代表到大治是在1922年2月入党之后的事了。

林育英乘汉冶萍公司的轮渡来到大冶钢铁厂后，住在同乡林家庆十分简陋的宿舍里，以做翻砂工的身份为掩护。林育英谦逊和蔼，吃苦耐劳，做事熟练，受到了工人们的一致称赞。林育英常常利用工作和休息的机会接近工人，同工人谈心，很快成为工人们的知心朋友。

大冶钢铁厂工人仇国升是林家庆的近邻，在林家庆的介绍下，仇国升很快结识了林育英。仇国升是贫苦人出身，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为人实在，性格豪爽，讲义气，乐于助人，在工人中很有威信。林育英利用各种机会与他谈天，了解工人们的疾苦，启发其阶级觉悟。林育英说：“汉阳钢铁厂停工解雇工人，连一点遣散费都不给，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厂里赚了很多钱，而工人却照样很穷。”又说：“这里钢铁厂的工人太散了，要有工人自己的组织才好，像上海的工人那样，组织起来同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斗”。林育英启发道：“一根麻索一拉就断，要是很多麻索扭成一根粗索就拉不断。”在一次交谈中，林育英说：“咱们工人生活太苦了，一年干到头，还缺吃少穿，而资本家不劳动却吃肉住高楼，什么原因？就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咱们，所以这个不公平的世道得变一变！”仇国升就问：“怎么变？”林育英回答说：“怎么变？靠咱们工人团结，组织起来跟他们斗争”。仇国升觉得林育英说得在理，说到自己心里去了，进而问道：“可是，怎样才能把工人组织起来呢？”林育英教他先找工人谈心，把认识的工人组织在一起，每个车间组织2到3个学习小组，进行宣传教育。

很快，仇国升、刘敢生二人又串联发动冷殿卿等十几人。在林育英的指导下，以开办工人夜校学习文化知识的形式，在大冶钢铁厂成立了黄石地区第一个工人学习小组——大冶钢铁厂工人学习小组，成员十几人。工人学习小组的负责人为仇国升、刘敢生。从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动在大冶钢铁厂开展起来。

学习小组经常组织工人们秘密学习，开始学习地点在叶家塘低矮的工人宿舍里，后来，为避开厂方的监视，学习地点移到黄荆山飞云洞、西塞山桃花洞、狮子山、普安寺、延祥寺、观音阁等隐秘处。

飞云洞坐落在山腰突出部位的悬崖处，像个巨大的狮子口伸向天际，地形十分险要。附近的普安寺平时敬香的人很多，大家就扮作香客在那里集中学习。林育英把从武汉带来的油印小册子和进步刊物《中国青年》、《向导》、《日日新闻》、《工人周报》和《武汉星期评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等作为工人们的学习课本，不断启发大家的革命斗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