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宝东风汽车公司前身是第二汽车制造厂，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湖北以十堰为中心的一个大型三线汽车企业。为避免混淆，以下我都简称二汽。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中苏关系破裂，随时有可能发生针对中国的战争。在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开展“三线建设，准备打仗”的指示下，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所谓“三线”是指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中西部省区和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的后方腹地部分，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又俗称为“小三线”。“一线”是指沿海、沿边与外国接壤的地区。“二线”则是在“一线”后方，“三线”之间的缓冲地区。例如，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东部都属于二线地区。这一概念是为了准备打仗，在纵深腹地建设好一批工业企业、科研机构，特别是军工生产企业，以及相应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以便在战争爆发，“一线”地区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能够提供战争保障，抗击侵略。世事有许多机缘巧合，后来我在国家计委工作后，原来设在成都的国务院三线办公室撤销，改为国家计委隶属的国家计委三线办，我恰巧协助甘子玉同志（原聂荣臻元帅秘书）分管这块工作，经办了三线调整搬迁工作。我这里所讲的并非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厂正史，都是些我自己知道的，或是我经历过的与二汽有关的一些趣闻轶事，但内容绝对真实，可从这些轶事、民间小事中一窥当年第二汽车制造厂建设的一些情况，也可以说是建厂史的一些小花絮。我并不是二汽的职工，但我对二汽的情况非常熟悉，主要是两个原因。我是1967年大学毕业，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1968年我被分配到广州军区42军惠州潼湖农场。当时和我同期在广州军区军垦农场的大学生中，后来有几位知名人物，一个就是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李肇星，他在汕头牛田洋农场。另一个是后来成为著名企业家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他在广州军区台山农场。1970年初我们离开了军垦农场，我被分配到位于陕西秦岭山区的三线建厂，生产军用汽车的变速箱，当时叫94号信箱，就是现在的陕西法士特传动设备厂，已经成为世界上单厂生产重型变速箱最多的企业，是陕西省的明星企业了。这个厂的建设比二汽建设要晚，技术力量也没有二汽雄厚，所以厂里生产必须的许多工艺装备，包括非标准设备，刀具、夹具、锻造用的模具都拿到一汽、二汽去委托加工。当时二汽边建设、边生产，生产刀具的量刃具厂，当时叫23厂。生产非标准设备和夹具的是21厂，生产锻造模具的是位于白浪片的52厂。我那时年轻，工作干劲也大，用一根扁担挑着两摞图纸到二汽去，还受到了“扁担精神”的表扬。我们那时候去二汽都是火车硬座，有时甚至是站着，根本没有卧铺票。有一次为了节省货物的运输时间，我直接扛了一根拉刀乘火车硬座去二汽。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拉刀，那是一根长1.4米左右，直径在80毫米左右，用高速钢制成的刀具，重约30～40公斤。全国最大的拉床就是由济南机床厂为二汽加工发动机壳体平面专门设计制造的，一排拉刀一次性拉过去，一个发动机壳体的平面就全部加工完了。这台拉床就放在李岚清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厂。我扛着这根几十公斤重的拉刀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浑身是汗。为了贪凉，把车窗打开，坐着就睡着了，下巴松垂下来，嘴张开，那时火车还是燃煤的蒸汽机车，煤烟和冷空气就直接吹到嘴里，到了二汽嗓子全部红肿，话都说不出来，赶紧送到张湾的二汽厂医院打吊针。这个医院也是为了二汽建设，从武汉迁过来的。当时的医德还是很好的，因为年轻，打了吊针没几天就好了，但是没想到就落下了支气管炎的毛病，直到现在，一受风寒，支气管炎就会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抓革命、促生产，李先念副总理负责经济工作。当时一大批三线工厂未能投入生产，于是从一些工厂抽调了少数工程技术人员到机械工业部来抓三线工厂的配套工作，以促使三线工厂尽快形成生产能力。我和在陕西汽车制造厂的詹天佑的孙子两人被调到机械工业部汽车轴承局技术处工作，随即我被派到二汽工作。我住在二汽总部所在的张湾招待所，与当时任二汽总工程师的陈祖涛住在一个楼里。陈祖涛是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儿子，后来陈昌浩去了苏联，陈祖涛在苏联长大，接受苏联教育，所以俄文说得很好，但中文已经很不流利了。他在苏联学的是汽车专业，所以后来回国后就在汽车厂工作。我们常在张湾招待所门前的地摊上买当地农民生产的柑橘，那种柑橘是大小不匀，皮很厚，未经改良的当地土产橘子。后来在张湾建了个体育场，成为了全厂集会的地方。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我多次去二汽，也在那里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也到各分厂和周边去转，因此对那里的分厂分布烂熟于心，代号都记得清清楚楚，至今仍记忆犹新，甚至可以画出地图来。例如当时二汽的厂区分布，在东边是白浪区，锻造类的工厂都在白浪区。再就是张湾区，二汽总部和总装厂都在张湾附近。再往西叫花果区，李岚清同志工作的发动机厂就位于花果区。二汽厂址位处湖北、重庆、河南、陕西四省交界，群山环抱的中国腹地。行政隶属湖北省十堰市。北靠武当山，南邻神农架，交通十分不便。所谓的堰就是被山环抱的山岰。二汽的几十个分厂就分布在一个个山坳里，在这个大山坳里有三堰、五堰、十堰等一个个村镇。我记得后来铁路修建进了十堰，十堰火车站其实是在三堰。建丹江水库，老郧县县城淹没了，郧县就迁到了五堰。由于二汽的建设，过去只有铁匠铺的十堰成了十堰市。开始时十堰市是政企合一的架构，二汽的领导也是十堰市的领导，后来实行了政企分开。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曾任过十堰市市长。同时为了为二汽配套，还建设了东风轮胎厂和襄樊轴承厂等企业。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去二汽时，铁路已经从襄樊延伸到了丹江口，但还没有建到十堰。去二汽火车只能乘到丹江口，然后等汽车去十堰，路上需四、五个小时。那时大多数是搭拉货的卡车，坐在装货的车斗里。那时丹江水库已经建设。最初建设二汽的队伍和设备、物质是从水路乘船到邓湾，再用人力拉上岸。现在丹江口水库成了南水北调中线的起点，水质非常好，为了南水北调工程，原来的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了十米，使水沿伏牛山麓流向北京方向，但是多淹没，增加了20万移民。为给北京供水，湖北、河南是做出了牺牲的。因为我总在丹江口等汽车，等待的时间我跑到丹江口水库大坝下的尾水区去看钓鱼。由于鱼有逆水而上迴游的习性，尾水区鱼密集成群，所以钓鱼根本不用鱼饵，而是铅墜上栓上铁勾甩出去，往回一拽，总能勾上几条鱼来。我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后来我在国家计委工作，讨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时，对当地的情况和地形地貌历历在目。丹江口附近是老河口，在抗战时期是李宗仁任司令的第五战区所在地。当年的散兵游勇，伤员流落在当地的当然不少。在建二汽的文革时期，处处都讲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总讲这里敌情复杂，挖出不少曾在国民党队伍中干过的“阶级敌人”。由于地处偏僻的山区腹地，我看当地非常落后，癞痢头的很多，都是头上生疮留下的疤痕。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很少会看到癞痢头的人。由于交通不便，大家只能搭卡车走几个小时山路。那时分配在二汽工作的大学生逢年过节回家探亲，带些土特产，山区有天麻，有一次一个学生买的天麻发现是用土豆制的假天麻，回去找就再也没有回来，失踪了。我在二汽那段时间还盛传神农架发现野人，郧阳政府还真在二汽厂区贴出过关于野人的公告。其中一个传闻是一个农妇在溪里洗衣服时看到对面有个红毛野人在树上擦痒痒，报告后的确在树皮上找到了一根毛发，但化验结果只能证明是灵长类动物。但最有说服力的一个故事是五位乡镇干部夜里乘车去开会，汽车大灯照射时发现前面公路上有一个野人过公路，迅速穿过公路消失在树林中。由于是五人共同目睹，所以容易被大家相信。那时候通往十堰的铁路和公路还在修建中，沿途看到来自周边大悟、枣阳、竹山各县的民兵队伍在筑路，沿线都贴着标语口号，落款是各县的民兵营。后来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基建的张百发当时就在修建焦枝线的铁路建设队伍中。通往十堰只有一条铁路和一条公路，当时我们从北京或西安、宝鸡去二汽都是在郑州或洛阳换乘焦枝线的火车，一路站着到襄樊。那时我对郑州不熟悉，只知道郑州有个二七广场，是市中心。所以在郑州等火车时就到二七广场附近去找个面馆吃早餐。那时在二七广场周边只有一个面馆，顾客坐在长板凳上吃面，后面站着几排人在等，现在简直是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