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汽的厂址选在秦巴山腹地，交通十分不便，是和当时的主导思想有关的。当时强调要准备打仗，建厂要尽可能靠山隐蔽，所以有“进山一尺和出山一尺”是路线斗争之说。

二汽厂址的选择最初也有选择在地势平坦地方的方案。当时因为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里面也有两派群众组织。其中一派的头头是主张建在东部石花街谷城一线（另一说是六里坪）的，但是受到了批判。另一派则主张建在西部鲍峡镇，直到陕西安康的方案，争论很激烈。后来是李先念副总理一槌定音，既不在东，也不在西，定在了中间的十堰。当然后来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都下台了。但是后来在二汽某个建厂纪念日的时候，还把这位主张建在东部石花街谷城一线（六里坪）场址的当时的头头请回来参加了纪念活动。

二汽最初确定的产品是军用2.5吨，3.5吨越野汽车和民用5吨卡车。为了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从东北长春抽调了约三分之一的干部职工，来到湖北十堰的深山老林建设工厂。同时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老领导，正下放在南京汽车制造厂的饶斌同志重新启用，调往十堰，领导二汽的建设。

饶斌同志资历不浅，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当过哈尔滨市市长，后来还当了国家经委副主任，在党的八大上发言，是当时年轻有为的干部，后来下放到南京汽车厂当副厂长。

不过当时还是在文革中，一切都在军代表领导下，东风汽车厂实际上的一把手是武汉军区司令员孔庆德，二把手是湖北勋阳军分区司令刘景修，饶斌同志开始也只能排到三把手，四把手是湖北机械厅厅长白洛。

直到后来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抓生产，军代表都离开了企业，饶斌才成为二汽实际上的领导人。饶斌同志后来任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汽车业界公认的受尊敬的领导人。后来任中央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第一汽车制造厂，曾是饶斌同志的秘书，他也同时调往十堰，参加二汽的建设，担任发动机厂党委书记。

李岚清同志任49厂党委书记期间，启用了一些年轻人，例如后来成为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的马跃，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专业，和我是老乡，浙江杭州人士，不过我过去听他说过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贸促会副会长任上退休。像马跃这样，来自于全国各大高等院校，文革中毕业的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二汽工作的，我没有准确的数字，估计至少在千人以上。其中像马跃这样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等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不在少数，包括陈清泰和他的夫人，我们称她楼楼，是楼继伟的姐姐。

后来东风汽车公司与法国雪铁龙在武汉成立合资厂，生产东风雪铁龙轿车，宋延光、楼楼和宋祖尉是当时与法国谈合资的主要人物。因为二汽是一个三线企业，所以还挂上了一个秘级，能够到这里来工作的大学生还得经过政审，家庭、个人历史清白，符合密级条件的人，现在想来那也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条件，是否也过于苛刻了。在这批大学生中后来也出了一些名人。例如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兆国。他是1968年到二汽参加建设的，任过二汽的共青团书记，我印象最初当过青年突击队队长，后来提拔为分管生产的副厂长。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带领曾经在二野负责后勤工作的老部下，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乘面包车到二汽视察。在面包车上听了时任二汽负责人黄正夏的汇报。黄正夏同志曾是国家科委计划局局长，后来也在二汽工作，当了二汽第一书记。黄正夏同志是位老干部，政治嗅觉灵敏。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工作，拨乱反正，提出要提拔一批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四化干部。特别是不能提拔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造反派，也不能提拔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不抓生产，只搞大批判的人物，而王兆国同志正符合四化的条件。

黄正夏率领王兆国同志在汽车上向邓小平、段君毅汇报二汽的工作。黄正夏特别向邓小平介绍了王兆国，说他在反击右倾翻案中没有去搞大批判，而是一门心思抓生产。他的这一介绍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下面的人才很多，像二汽的王兆国就是一个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四化干部，不要说四化人才不好找吗！负责组织干部工作的胡耀邦很快到二汽考察，王兆国提抜到中央来工作了。

根据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现在建不建三线就像大革命时期要不要下乡一样”，“没有钱把我的稿费拿岀来”，“没有路骑着毛驴去”，“好人好马好设备”等。当时建设三线确实调集了一批精兵强将。例如，我国汽车业界学术头衔最高的是唯一一个汽车专业的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工程师孟少农，文化大革命当中从干校分配到了陕西汽车制造厂，当总工程师，他的月工资是400元，而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只有40多元，那时候400元的工资就是高得不得了了。

三线工厂都在偏僻的山区，那里的农民没有什么商品意识，吃西瓜都不是给现钱，把账记在香烟纸的背面，到发工资的时候再到厂里来收账，很多小年青吃西瓜的账都记在了孟少农头上，“孟少农吃西瓜一个”。孟少农在汽车业界有很高的声望，在形势转向抓革命促生产后，二汽请孟少农去作了一个报告，大受欢迎，后来他就从陕西汽车制造厂调到了二汽。

由于二汽建设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以一边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建设，一边还要与各种思潮斗争。那时候很多做法受到“左”的思潮影响，不仅在厂址选择上尽量往山里走，而且各分厂之间距离都很远，都建在一个个山坳里，摊子铺得很大，因此后来形势逐渐稳定后，有一种批判的声音说二汽厂址的布置是羊拉屎，厂房和宿舍分散在各个山沟里。

这时候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副总理孙健负责抓三线建设工作。现在大家都知道农民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对工人出身的副总理孙健知道的人很少了。孙健是从天津提拔上来的工厂工人。开始李先念在介绍孙健的时候还讲了他很多优点，说他是从工厂成长起来的，懂技术、懂经济。孙健副总理到二汽视察，针对二汽厂址是羊拉屎的说法，更正说，这不能说是羊拉屎，是牛拉屎，一滩一滩的。因为二汽的各分厂都是分布在一个个山坳里，周围都被山环抱，为了防洪，山上都建有水库，因此后来说二汽头上顶着一盆盆水，如果一旦溃坝，情况不堪设想。

因此国家又拨了钱，把二汽周边山上的水库加固了一遍。在建水库时，我有闲暇也爬上去看，有时候肚子饿了就在大坝上和工人们一起吃箩筐里送上来的饭，他们对我都非常热情。那时被大坝截断的河床下游水很浅，很多人在河里抓鱼、炸鱼。当时我看到河床里有手指长大小的，像鲨鱼一样的小鱼，很奇怪这是什么鱼？

后来我在国家计委工作了，参与审查金沙江的水电站项目，其中争议很大的就是保护长江中上游特有鱼种的问题。在现在向家坝水电站所处的金沙江河段有中华鲟、白鲟、胭脂鱼等特有的珍稀鱼种，后来我一看这个中华鲟不就是我当年在二汽建水库时的河床上见到过的鱼的形状吗？所以可见长江、金沙江中的鱼类迴流到上游河段产卵，不仅仅是在金沙江的向家坝河段，当时也有沿汉水而上，在二汽附近的河流里也有。

二汽建厂时工业战线都在学大庆精神，其中有一条就是先生产后生活，厂房都是按干打垒建的，这是学大庆的经验，所以二汽早期的厂房也都是按干打垒建设。那时军代表领导二汽建设，也流传一些故事。比如武汉军区司令员孔庆德抓二汽的建设，他首先是抓总装厂，也是用干打垒首先把总装厂建起来。他在全厂动员会上说，我老孔已经把龙舞起来了（指装配线），看你们往哪里站？意思是要求各个分厂赶快把产品拿来装配。后来二汽干打垒的厂房和地面铺得太薄，都不符合厂房的要求，全部推倒重建了。

邓小平复出开始抓革命促生产，饶斌同志开始真正当上了二汽的一把手领导。当时二汽人员的构成，技术骨干、技术工人是从一汽和其他工厂调来的，还有相当一部分高等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同时也分配了上万的复员军人。这些复员军人中有些技能不能适应汽车厂工作的需要，而且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闹事儿的不少。饶斌主持工作后，提出要把这上万的复员军人重新分流，不适合在汽车厂工作的安排到湖北、河南省的其他领域。这就引起了这部分复员军人的不满，有一部分人扎了一个饶斌的纸人，拿到办公室门口去烧。但是后来在上级领导部门的支持下，饶斌还是坚决地把一些不适合在工厂工作的复员军人分流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例如长江航运等岗位。

回首二汽建设的过程，这些都不过是一些不见正传的小花絮而已。由于在正传你不会看到这些琐碎的小内容，所以我把这些“花边新闻”写出来，让大家对当时的情况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