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小彦

窗台边玻璃没了，嵌玻璃的铁栅锈迹斑斑，结满土黄色铁屑，用手轻轻捻，铁栅像没生根似的纷纷倒下，喧器而起的尘土顷刻间弥漫在阳光下......这是2月25日记者在全国人大代表辛喜玉家看到的情景。

“我奶奶能拿出整月的时间为别人帮忙，可自家的事看见了跟没看见似的。”辛喜玉上小学五年级的孙女在一旁小声嘟囔。

看到自家窗台“破败”的场景，辛喜玉有几分不好意思。她快步走上前，努力倾斜身子想遮住这一幕。“不怕见笑，这几年我的心思没放在这上面。我是农民，是整个湖北惟一的农民代表，从当上代表的那一天起，心里始终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当全国人大代表是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的事，既然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就得尽自己最大的力。人民代表为人民，自家窗台快倒了，能和农民兄弟的苦一样平等地搁在心里？”望着孙女天真纯洁的面庞，53岁的辛喜玉轻轻叹了口气。

“我要为老百姓说话”全国人大常委会：

我叫辛喜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住湖北省丹江口市丹赵路办事处。

近两年，我多次向全国人大反映湖北省丹江口市土关垭镇常富村青年姜甲均在山东省招远市蚕庄镇山后冯家村金矿打工受伤致残

(一事)，(姜甲均)官司打了五年，最终在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注下胜诉。但是，(由于执行不到位)姜甲均至今仍拿着一张法律白条。我于2005年初又向有关部门反映姜甲均案件执行难的问题，到现在也无消息。2006年元月10日，我又打电话到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执行局，询问案件执行情况。主办姜甲均案件的法官直言说被执行方山后冯家村无执行能力，他们毫无办法。

而实际情况是，蚕庄镇山后冯家村的金矿不仅仍在开采，而且村里每年收入相当丰厚，村干部坐的是高级轿车，不存在执行不了的问题。

为体现司法公正，我提请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直接督办此案的执行,早日给姜甲均这个残疾青年一个公道。2006年2月10日

这是辛喜玉为一位农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的信函。2003年至2006年，辛喜玉关注姜甲均案已整整三年。2003年姜甲均致残时，只有19岁。19岁以后，抱病卧床的姜甲均再也没能站起来。矿上开始许诺给40万元，可支付3万块钱后，就再也不管了，前去山东招远照料姜甲均的亲人受到

“不走就搞人”的威胁，不得不连夜把姜甲均抬回家乡。辛喜玉第一次前往常富村看到姜甲均时，“倒在床上的孩子眼泪直掉，19岁啊，瘦削的脸像农村祭祀亲人时使用的冥纸一样泛出蜡黄色。”由于心灰意冷，一心求死的姜甲均回到家后便拉紧窗帘，不出房门一步，不见任何人。此情此景让辛喜玉的心深深震撼，“我一定要为他讨公道”！

在这种信念支配下，辛喜玉“盯”上了姜甲均案。一趟趟看望受害人，一次次打电话，一回回写信反映情况，同样是老百姓的辛喜玉不知付出了多少。官司久拖不决，此时的姜家已是负债累累。2004年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会上，辛喜玉把心一横，决意把实情反映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从我的座位到肖扬院长座位，只有两米远，走过这两米，我的心像敲鼓一样剧烈跳动，腿不听使唤抖个不停，眼泪也不知什么时候悄然滚落。肖扬院长非常和蔼，他收下了我的情况反映！回到住地，脱下身上毛衣，我发现它湿得可以拧出水！”回忆当时情景，辛喜玉历历在目。

2004年初，一审官司结束，姜甲均胜诉，对方赔偿39.6万元。遗憾的是，姜家拿到手的只有5万元现金。是没有赔偿能力还是另有隐情？辛喜玉了解到，在招远打工的十堰籍工友人数不少，他们能否提供有效证据？也就是从这时起，辛喜玉开始有意识搜集证据，她甚至请返乡过年的招远民工按上血手印印证一个最朴素不过的道理：农民工也是人，需要尊重。“为他们跑再远的路我也不累”

2005年2月，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居民陈道明心急如焚地找到辛喜玉，说自己全部的家当在襄樊谷城被人悉数骗光。

“你再有钱，我不占你一分;你再没钱，我不拿你一厘。”抱着这种观点，辛喜玉一开始不想涉入这商业纠纷。可眼前的陈道明已到走投无路的境地。“如果真的没人管，我一家人就会流落街头。辛代表，你去看一看，验证一下我说的属不属实？”

据陈道明讲，自己是承包工程的小老板，靠贷款和省吃俭用买回十几部工程用车。年前受一位姓吴的鼓动，把车开到谷城工地。谁知去了以后对方说工程没有开工，暂时找个场地把车停一停，过一个星期工程准时开工。陈道明无奈地同意了。为此他专门从家乡雇请两名工人看场。谁知一天夜里看场人突然发现，十几部车不翼而飞。陈道明连夜赶往谷城，姓吴的早跑得无影无踪。为此，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陈道明天天在焦虑等待警方答复，可时间一去就是几个月……

了解原委后，辛喜玉在5月底赶往襄樊。在襄樊市公安局门口，辛喜玉亮出自己的全国人大代表证，可门卫说什么也不让进。无奈，在襄樊活动四天后辛喜玉辗转找到襄樊市人大，经过周旋得以进门。在警方大力侦破下，案情出现眉目：有人在谷城发现了陈道明的车子！为此，辛喜玉急忙奔赴谷城。去谷城的路上，有人提醒她注意安全。可辛喜玉顾不上这些，她给襄樊市政协和谷城蓄电池厂工作的两位全国人大代表打去电话，告知他们自己的去处。

在谷城，辛喜玉见到闻讯赶到的陈道明。“要我交两万元才给提车呢！"陈道明一脸沮丧。“不给，不该给的坚决不给。我为你做主！”辛喜玉一脸汗水，她把身上的外套脱了，往肩上一甩。“走，问问他们收的是什么钱！跑再远的路我也不累。”

就这样，辛喜玉在襄樊、谷城一跑就是一个月。陈道明的车没掏一分钱提出来了，辛喜玉却带着满身的尘土在回丹江口的车上歪着头靠着窗户睡着了……

“我同情受苦的人”

因为生活在最基层，辛喜玉目睹群众的疾苦时总是眼圈阵阵发红。2004年3月，她出席全国人代会时，同是乡亲的均县镇农民柯贤举拨通了她的手机。

“我已经在外面站了8天了，会议还没开始便一直等到现在，看到车子出来便追着撵。今年春节，我没在北京过成年，家乡也不敢回了。”小柯说着说着哽咽了。他断断续续地告诉辛喜玉，因为老板拖欠工人工资，他从家乡带去的十几名没钱回家的民工年前围着他，愤怒之下把他在北京的窝给砸了。“我哪有脸回去啊！”

“我们一起想办法。”跑出驻地的辛喜玉站在北京暮色四合的路边安慰小柯。可是，北京太大了，找谁呢？辛喜玉脑海中闪出一个人——新华通讯社的欧阳记者。她迅速和欧阳取得联系，通过欧阳记者，她和小柯一起来到北京市公安局。离开北京时，辛喜玉给小柯打去电话，让他随时反馈情况，把十几万元欠款追回。一个多月时间里，度日如年的小柯和辛喜玉开通“热线”，辛喜玉为此专门写信给全国人大反映情况。5月10日，北京市公安局给出明确答复：钱已到位，所有欠薪民工手持身份证前去登记。

“我是个从小吃苦的人，同情受苦人。因此，对相濡以沫的‘穷’朋友，始终怀有一种割舍不了的深厚感情。”因为这种感情，辛喜玉把三分之二的时间给了基层老百姓。当全国人大代表以来，辛喜玉为他人办事、跑路、打电话的费用已无法统计，她说:“只要我心里装着群众，真正为他们办了事，别的什么都不重要。”

人民代表为人民，人民情结难释怀。2月25日，一封来自江西省余干县农业银行职工张书全遭诬告陷害的申诉书又到了辛喜玉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