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艰辛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襄阳人民历经25年的艰苦奋斗、前赴后继，到1950年1月15日，襄阳硝烟散尽，全境解放。

襄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高昂的斗志、百倍的信心，投入到更加紧张和热烈的革命和建设之中。襄阳人民不畏艰难险阻进行了许多生动、有益的探索和创造，在襄阳大地写下了辉煌篇章。

一篇受到毛泽东肯定的调研报告

1954年冬，为了更好地指导农民互助合作运动，时任襄阳地委书记赵修带领地委工作组，进驻襄阳县姜沟区伙牌乡郜营村创办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姜沟拖拉机站，以此为试点，帮助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摸索建立初级社的经验、步骤和方法。

1955年春，毛泽东主席到湖北就发展农业生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作为襄阳地委书记的赵修参加了毛泽东主席召开的座谈会，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调查研究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赵修回到蹲点的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决定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办法，亲自主持召开由各方面人员参加的座谈会，深入调查研究，自己动手撰写这篇关于耕牛喂养和使用管理的调研材料。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先后访问了有牛户、无牛户、入社户、未入社户等各个层面的数十名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全面了解各类型农户的想法，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运用群众的语言，有的放矢地整理出了一套农业生产合作社喂养、使用、管理耕牛的制度和办法，形成了《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牛管理规定、使用喂养制度几点经验》的调查报告，后在《襄阳通讯》《襄阳报》《湖北农村》等报刊上发表。

湖北省委、省政府对这篇调查报告高度重视，以文件的形式转发全省各地学习借鉴。

正在对全国农业合作化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毛泽东主席，从全国大量的材料中看到赵修的这篇调查报告后，产生极大的兴趣。

1955年12月，毛泽东主席亲自将标题改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并加注按语收录于其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此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百科全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推动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催化剂。

名扬全国的“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

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动襄阳地区的水利建设高潮迭起，成效显著。在1956年、1957年两年的冬季生产高潮中，最突出的要数光化县（今老河口市）赵岗乡创造的“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具体来说就是拦河筑坝、盘山开渠、沿渠修堰，坝连渠、渠连堰、堰灌田，远处引水、近处灌田、常年蓄水、忙时灌田的一整套自流灌溉系统。形象地说，就是以渠道为藤，以水库、堰塘为瓜，故称“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它彻底改变了光化县粮食低产和贫困面貌。经验受到襄阳地委、湖北省委领导表彰。光化县“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水利建设的典范。

1957年11月12日，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率领黄冈、孝感、荆州、宜昌、襄阳5个地委书记和35个县委书记、省直部分负责同志及水利局长、工程技术人员共100多人组成的水利参观团，在光化县召开水利现场会。这次现场会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水利建设高潮。现场会重点视察学习了赵岗乡“西瓜秧”式的水利自流灌溉系统。王任重还欣然为光化县“西瓜秧”式水利灌溉系统经验题词：“伟大的创举”：“请县委转告光化县全体人民，看了你们兴修水利、改旱地为水田、变低产为高产的大运动，使人十分兴奋。你们用穷办法、改变穷面貌的革命精神，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你们创造性的劳动，是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在湖北以及全中国都会产生良好的影响！贫困地区变为丰裕地区，这是必然的趋势！”

1958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湖北省委写给中央的报告《依靠群众力量，排除万难，大兴水利》，并随文发表了题为《一篇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的社论，对此创举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评价。社论指出：“襄阳地区兴办水利的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范例，对全国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时，“西瓜秧”式灌溉系统在全国得到推广，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派团到光化县参观学习。1958年12月，光化县赵岗人民公社获国务院颁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状。后来，“西瓜秧”式灌溉系统模型还参加了首都“国庆十周年建设成就展览”。

全国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之一的襄樊棉织厂

20世纪50年代，襄樊棉织厂在党支部书记梁彦斌带领下，自力更生，进行技术革新；勤俭办厂，利用“勤俭袋”收集乱纱头进行再利用，形成了“寸纱不落地”勤俭办企业的经验和精神。这在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因而引起了襄樊市委、湖北省委乃至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宣传。

1963年4月，中共湖北省委向全省发出了学习襄樊棉织厂的通知，省委书记王任重亲自撰写并在《湖北日报》头版发表了《一面红旗》的专题文章，号召全省认真学习襄樊棉织厂勤俭办企业的先进事迹。1963年6月，襄樊棉织厂作为全国勤俭办企业先进单位，在北京参加了全国工业交通企业经济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襄樊棉织厂被国务院树立为全国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之一。国家经委专门整理了襄樊棉织厂勤俭办企业的材料，请梁彦斌在会上作典型发言。

会议闭幕那天，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又专门提到襄樊棉织厂勤俭办企业的事迹，并强调指出：“日子穷了要勤俭，日子富了更要发扬勤俭的传统。”7月2日，梁彦斌等全国勤俭办企业的“五面红旗”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亲切地和梁彦斌握手，详细询问了襄樊棉织厂的情况，称赞襄樊棉织厂工作做得好，并答应给厂里调拨一批新设备。周总理说：“老厂要换新装，老兵要拿新枪，有了新机器，可不能丢掉‘寸纱不落地’的精神。”接见结束时，周总理与梁彦斌等代表们亲切合影留念。

1963年7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发扬勤俭办企业的革命精神，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指出“襄樊棉织厂克勤克俭艰苦奋斗之风，是企业兴旺之风。”此后，周总理还亲自安排纺织部，给襄樊棉织厂调拨了100台自动织布机，配备了出口阿尔巴尼亚的比较先进的后纺设备。

襄阳专区被列为“三线”建设区

三线建设是自1964年起中国在中西部地区的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建设。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央把襄阳专区列为三线建设区，许多中央、省属三线军工企业相继在襄阳布点兴建，同时还开办了一批民用工厂。

截至1972年9月，襄阳地区已建成和正在兴建、筹建的三线单位已发展到78家，其中县团级以上单位实有53家，涵盖轻重武器、航空救生、航空附件、电子仪表、通信、汽车配件、光学玻璃、军工轴承、有色金属、火药、战备物资储备、军工医院及供水等门类比较齐全的行业。襄阳地区的三线单位门类齐全、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居全省之首，在全国有名，是全国三线建设三大密集区之一。

三线建设客观上对襄阳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提高了襄阳在全国的知名度；二是带动了地方工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为增强襄阳的经济发展后劲带来了发展机遇；三是壮大了襄阳的整体经济实力；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收入。三线建设整体上初步改变了襄阳地区基础工业薄弱、铁路交通滞后、资源开发落后、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打下了襄阳工业发展的基础，初步建成了以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

打破坚冰的人才引进

从1970年到1975年，根据上级的要求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我市先后开展了电子工业大会战、电子技术应用大会战、“两机”大会战、“双革四新”大会战等。这些大会战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暴露出科技人员极度缺乏的问题。很多企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无法解决，而且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当时，我市工业底子薄，缺人才是现实问题，坐等国家分配人才不现实。我市根据形势达成共识，要解决襄樊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采取非常手段，想方设法“挖人”，调进科技人才。

从1975年起，我市掀起了大规模引进人才的大潮。当时我市打破常规突破区域和身份限制的坚冰，突破当时户口、住房、商品供应、子女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框框”，到北京等地大力引进科技人才。短短几年时间，2000多名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以及专业技术骨干，从北京、天津、西安、上海、武汉等地来到我市。全国科学大会、全国中小城市科技工作会议以及全国科技表彰大会，都对我市人才引进经验进行了肯定和推广，使我市名声大振。

我市大规模引进的人才几乎涵盖了工业的各个领域，成为支撑我市发展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结束了我市工业长期依靠手工作坊低水平徘徊的局面，开辟了我市现代工业的新纪元，使我市的工业在后来长达1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在全国领先的地位，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成为全国“十大工业明星城市”之一。

（本版文字、图片由襄阳市史志研究中心提供

全媒体记者李玉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