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中国人都有写家书的传统。很多家书经过岁月的沉淀，成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种思想的重要见证。而通读《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仰》一书，可以感受到百年来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道德修养。本书作者张丁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多年来专注于家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果颇丰，先前编著有《抗疫家书》《抗战家书》《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等。

《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仰》所选的50余封家书，包括老一辈革命家家书、先烈家书和普通党员家书，其中一些为首次公开发表。分为三个部分：“为了民族的解放（1921—1949）”“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1949—1978）”“永远听党话，跟党走（1978—2020）”。每篇家书均由原文、背景介绍、“信仰之光”组成，并穿插相关人物照片。一封封或长或短、或语言朴素或满怀激情的家书，生动真挚地将波澜壮阔的党史与新中国史娓娓道来，令人感慨不尽。

1921年春，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17岁的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起自上海坐船，赴苏联留学。他在给父亲任思度的信中说：“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可以看出，彼时的任弼时已是体谅父母辛苦、胸怀改造社会大志的青年。和任弼时一样，青年时期的聂荣臻也在寻求救国之道。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积极投身旅法学生运动，1922年转赴比利时就读于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其间，他给国内的父母写信道：“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他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显示出为国家、为民族不懈奋斗的气概，他的家书就如同一份革命宣言书。

1928年，28岁的夏明翰不幸被捕，在汉口英勇就义。临刑前，他写下气撼山河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在给母亲陈云凤的信中写道：“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在给妻子郑家钧的信中写道：“‘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代代传。红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在给姐姐夏明玮的信中写道：“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字里行间表现出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勇气。

同样的，“九一八事变”之后，赵一曼主动请缨到东北从事抗日武装斗争，最后被捕壮烈牺牲。1936年8月，她在临刑前给儿子写了两封篇幅不长的家书，她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长，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随后，赵一曼慷慨就义，年仅31岁。

1927年，51岁的徐特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953年9月28日，徐特立在给女儿徐静涵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刻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对于子女，徐特立从不搞特殊化或以权谋私，当时的徐静涵，是上海一家食品店的普通营业员。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优秀援藏干部，孔繁森两次援藏。他的心里始终装着藏区群众，在文教、卫生、民政等工作中昼夜操劳。任阿里地委书记后，年近半百的他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行程8万多公里。1993年9月20日，他在住院时给刚考上大学的女儿孔玲写信。信中，他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诫女儿学会独立生活，勤俭节约，“尽早成为一个人格、素质俱佳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他还写道：“我现在只能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在党安排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做点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收录了2020年武汉战“疫”中党员医务工作者和基层干部的家书。这些家书呈现出新时代党员不畏生死、逆行出征、攻坚克难的精神。

这些家书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共产党员，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寻求民族解放和复兴接续奋斗的征途上，他们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百年大党书写着辉煌。（陈华文）

董必武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