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

阎志说自己要写小说，是1990年夏天在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上告诉我的。阎志说自己要写一部《武汉之恋》是2018年夏天在卓尔书店告诉我的。从要写中短篇小说的文学青年，到要写一部大部头《武汉之恋》的中年企业家，这中间有二十几年，阎志干什么去了，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上个星期，阎志邀我一起去大别山主峰天堂寨，三十年后重游旧地，感慨颇多。有朋友在一旁笑称，阎志与我只相差一个茅盾文学奖。我也笑着回应，我与阎志只相差一座银行。换而言之，茅盾文学奖是否就相当于文学界的银行？银行是否就相当于商界的茅盾文学奖？阎志显然不是这么认为的，否则他就不会丢下红红火火的商业王国，重操旧业，重新痴迷起小说创作。我当然也不会这么认为，遍观武汉三镇，大大小小的银行虽然还算不上很多，只有几十家，比较起来，在武汉三镇落地生根的茅盾文学奖作品，更加珍稀，迄今为止也才三部。这些都是笑话，当不得真。如果这笑话是在陈述一种价值观，那就当别论了。其实，许多年来，阎志一直与我说，此生一定还要回到文学道路上来。我总是不客气地泼上一大桶曾经沧海难为水那样的冷水，多少文学青年下海淘金，曾几何时，哪见得有全身而返的？想不到阎志真的这么做了，我为阎志高兴，也为阎志开心，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觉得为人一世，文学是最好的陪伴，文学创作是最好的命运。

比如我，1995年秋天，曾在武汉西郊的职工疗养院小住两个星期，一口气写了两部中篇小说：一部叫《分享艰难》，发表当初就引起巨大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为谁分享艰难？为什么要分享艰难？二十多年后，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几千名平凡的建设者只用十天时间，就在职工疗养院旁边建起举世瞩目的火神山医院。如果延续当年那些“反方”论点，火神山医院建设者们的拼命，四万多名援鄂援汉医护人员的逆行，一千一百万武汉人没日没夜地死守，也会成为新的巨大争议。好在从“分享艰难”到“大善大爱”这条精神主轴一直都在，2020年的中国大地上，人人都在义无反顾地分享这从未有过的艰难！那一次，我写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叫《挑担茶叶上北京》，小说写成之后，交给《青年文学》刊发，后来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阎志将《武汉之恋》交给《青年文学》首发，在我看来又是需要特别祝贺的。阎志过去叫我老师，现在称为大哥，多年交往下来，只此一样对《青年文学》的信任，就心照不宣，说明一切。

那天从天堂寨下来，阎志用我们三十年前的旧照片和三十年后的新照片发了一条朋友圈，并配了大段文字。我忍不住在后面留言：陆游说，三十年前已念归。白居易说，三十年来坐对山。岳飞说，三十功名尘与土。但我更迷信明朝人刘炳所言，英雄过了前三十，晚景桑榆愧白头。阎志的《武汉之恋》写出了一些人非比寻常。很多时候，人生很可能做不到朗月，做不成骄阳，那也不要因情志不遂，乱发肝火，乱用蛮力，太粗鲁了就不是文学，文学就是要留恋多一点，爱恋多一点。

再过几天，我要去杭州参加一个迎接新年的活动，那个活动也要我作一个发言，我将发言内容先报过去，结果对方不好意思地提醒，要我千万别提11月22日晚，2020赛季中超保级大战的最后生死战中，武汉卓尔以一记点球一比0战胜杭州绿城那事，担心惹动当地球迷的情绪。我的本意是想谢谢杭州球迷，如此理解与宽容，懂得此时此刻的武汉比杭州更需要一场面对生死时的胜利。那场保级大战赢下来后，武汉媒体的体育新闻用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标题：我们活下来了！作为卓尔队的老板，阎志再用一部《武汉之恋》来向世界证明，武汉不只是活下来了，还会活得比从前更加让人迷恋。

（本文系作者在《武汉之恋》新书发布会上的致词，2020年12月29日于武汉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