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近两年一股为城市立传的写作小热潮兴起，英国传记作家、小说家和评论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算是这波非虚构历史写作的缘起。他的《伦敦传》2016年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之后，2018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由叶兆言撰写的《南京传》，此后，又有张新奇的《南京传》，叶曙明的《广州传》，今年有邱华栋的《北京传》问世。新星出版社将“一带一路”和城市传记结合，推出“丝路百城传”丛书。迄今为止，已出版了《上海传》《深圳传》《海南岛传》《绍兴传》《临清传》《漳州传》《湖州传》《连云港传》《威海传》等。《伦敦传》是一本大书，呈现伦敦上下两千年。为城立传，本质上是文学性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基础是各种史料，还包括逸闻传说，巨大的时空跨度和复杂的精神体量里，融入了作者对一座城市的全部观察、经验、情感与思考。彼得·阿克罗伊德用恢宏的城市历史、敏锐的观察、无数市民和访客的话语，揭示了伦敦如何在从远古到现代的历史洪流中淬炼成形。已经面世的中国城市传记中，《南京传》“透过南京这扇窗户看中国历史”，抽丝剥茧、细细道来。南京不仅是一个叙事空间，更是一个极目远方的平台。《广州传》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视角去记录王朝兴衰，而是从广州人的市井生活、民生细节出发去描绘这座城市的岁月变迁。20万字的《北京传》据称为作者设定的简版，从城市空间结构的角度切入北京3000年的城市史，还有一个80万字的构想，以《伦敦传》为范本。译林出版社曾主办“城市文学书写论坛”，与会专家谈到，事实上，当前出版的部分城市传记并没有脱离“文化旅游读本”的窠臼，甚至有研究报告、资料汇编之嫌。如果为武汉立传，该怎样开启讲述？12月初，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就此问题采访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导涂文学，武汉美术馆原副馆长、武汉美术文献研究者刘宇，谈谈他们心目中的《武汉传》。李修文

重新定义，城市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容器李修文一直关注着近两年来为城市立传的写作热度，他读叶兆言的《南京传》、邱华栋的《北京传》，和作者聊作品、聊背后的故事。李修文说，他没有打算为哪一座城市写传记，但他完全理解为城市立传所面临的挑战，“给予你的空间很足，当然给予你的挑战也很足。”寻找自我是此次为城市立传热的内在动因《伦敦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次国内为城市立传的写作热点的一个源头。《伦敦传》，一部非虚构的作品，是一个引发。而此次为城市立传的内在动因，应该是快速发展的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迫使”人们要重新建立认识自我的坐标——个人的，或者群体的，或者城市的，通过重新建立的过程来认识快速变化的外部。这种愿望让这个写作热点有点“情不自禁”或是“情势所迫”。重新定义，城市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容器、标尺。为什么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因为尽管农村广阔、历史悠久，但十分稳定，没有重新定义或寻找坐标的需求，而中国社会的巨变几乎都体现在城市，各种要素也集中在城市。这种写作的本质，就是今天的人们想要迫切地寻找今天的坐标，是一种强烈的精神和心理需求。留给作家的空间很大已经出版的城市传记，我看过一些，像叶兆言的《南京传》，邱华栋的《北京传》，以及新星出版社出的“一带一路”系列城市传，很多我都很喜欢。南京，数千年文脉不断，在中国历史上算是文化地标的城市。《北京传》那种静水深流的感觉，邱华栋说过，这一本20万字只是第一卷，他还有个更为宏大的80万字的计划。我还看过《海南岛传》，写出了传统化外之地的隐藏之美，有着勃勃生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非常复杂的，步骤雷同，但境遇各异。一个城市踏上现代化的道路，与重大历史机遇或事件相逢，各种因素相互催化、诞生、萌发、折断、转向，留给作家的空间很大，挑战着作家的创造力，很难把握。没有完美的城市传记。《伦敦传》是趋近完美的标杆。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都不可能有完美的作品。作家们是在伟大作品的感召下，奔赴在趋近完美的路上。一部伟大的作品也不是单靠作家本身来完成，还要靠时间的沉淀、累积，靠人民的接受、共鸣。为武汉立传要对武汉有更深的体察是不是只有人生足迹与一座城休戚相关的人才能写出完美的城市传记？写《寻路中国》《江城》的何伟，对于中国城市来说，不仅是个外乡人，还是个外国人，但他通过观察和表达，写到了“内里”，也得到了共鸣。所以谁来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把握。我不是武汉人，生活在武汉的时间也不算长，想一想，时至今日还没有一座城市，我熟悉到能为它写传记。但我对武汉已有的一些风评不认同，比如码头文化。辛亥以来，武汉是发先声，出先行者，有先锋的地方，这不是所谓“江湖文化”能孕育出的。为武汉立传，要对武汉有更深的体察。武汉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是庞大体系“向外”的一部分。这个“向外”是经济层面的，也有社会层面的，是大历史格局下的。武汉的城市进程，不是乡村智慧渐变而出的，而是在国家层面“被动”而出的，在诞生之时就有巨大的割裂感。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多实验在武汉完成，与其他因素一起完成对辛亥革命的催生。瑰丽诡谲的楚文化传统也一直在武汉的内核里。两千年前，屈原就写出《天问》，以终极之问诘问上天，这样的想象力、创造力，就是先进文化。涂文学

武汉城市史是中国城市史的缩写版《伦敦传》甫面世，武汉城市研究的领军人物涂文学就收到这样的询问：“你来写一本《武汉传》吧？”涂文学说：“我很认同美国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观点，城市不是没有生气的钢筋水泥体，而是充满生机的有机体。这与《伦敦传》的作者在书中表露的观点不谋而合。城市跟人一样，有成长历史、运行规律，呈现独特肌理。《伦敦传》的作者像历史学者一样研究城市，但在描述方式上摆脱了简单的线性方式，如同从头到脚写一个人，写五官时描述了神态，写躯干时加入了脏器，连同交际、逸事，都糅合了进来。我更看重《伦敦传》的价值所在，是对传统史学研究范式的启发。为城市立传，需要对城市有研究性的了解、充满情感的体认、富于感染性的叙述。”武汉城市史研究的范型意义为武汉立传，需要明确武汉城市史研究的范型意义：是中国城市史的缩写版。中国城市经历了邑制城市、郡县城市、工商市镇、现代都会四个发展阶段以及相应的四种城市历史形态。先秦时期是邑制城市；秦以后至清是郡县城市；宋以后主要是明清时期，工商市镇勃兴，工商市镇因为工商业发展自发形成，由商人等民间力量自我建设、自我管理，是有别于郡县城市的体制外的城镇；现代都会出现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至1930年代渐趋兴盛。把武汉放在中国城市发展进程的视野里观照，会发现，武汉完整经历了中国城市史四个发展阶段，这在中国其他城市中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一座城市，北京没有工商市镇阶段，上海没有邑制城市阶段。“履历”完整的武汉，建城时间在省会城市里排名前三，排在武汉前面的是杭州、郑州。只是很可惜，武汉城市史的这一巨大的学术价值很长时间并没有被学界所认识所重视，学院派的研究不多，名人、名作不多。以广州城市研究为例，广州学、广府文化、岭南文化，研究者众、分支多。研究资源少、研究人员少、研究成果少，互为因果，不利于城市内涵建设、城市形象塑造，但这种状态正在改变。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江汉大学的一批学者正在扭转武汉城市研究的劣势。从双城对峙到三镇鼎立目前学界公认的武汉的起源在盘龙城，但盘龙城从何而来，却依然有争论：是商人南下而建，还是从天门石家河延续而来被商人“接管”，是有讨论空间的。武汉城市核心区域开始在哪里？现在武汉最显著的标签之一：两江隔三镇，并非人为选择，而是天时地利之选。两江交汇，三国时期，谷卩月城（汉阳）和夏口城（武昌）双城之筑并成为郡县治所和军事重镇，为武汉核心区城市之滥觞。武汉双城格局在时间上连绵不辍达千年之久，直到明代中叶汉水改道导致汉口崛起，三镇鼎立格局形成。汉水改道，将汉阳一分为二，汉口出现，至明末汉口已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商业港口城市，到清康熙年间，已成为华中乃至全国商业中心。汉口的崛起，最终定型了武汉三镇鼎立的格局。汉口生得晚，也没有合法的身份，不是人为规划出的，算是个“体制外”的城市。但汉口后来居上，登上全国市场体系的顶端，成为清帝国晚期城市家族中的一颗耀眼新星。后来居上的汉口带给武汉“汉口特性”“汉口特性”是美国著名汉学家罗威廉教授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中谈到汉口城市的现代性所创造的一个词汇：“汉口最引人注目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极度的世俗化，其最典型的表现则是穷奢极欲，相互攀比以夸豪斗富。可以想见，这通常会遭到儒家文人们的谴责，他们指出，汉口的生活方式与儒家倡导的‘俭仆’精神背道而驰”。我们所理解的“汉口特性”应该是城市功能的商业性而非政治性，城市布局自然生长而非事先规划，有利于商业展开而非以官衙为中心；城市居民和社会结构以商人市民为主体而非以官僚士绅为主要的；城市治理是自治的而非官治的，城市经济是商业的、市场的而非农业的官方垄断的；城市文化是流动、包容、开放、世俗而非固定、保守、封闭、正统的。探讨武汉城市的独特性，不应该只在历史学范畴，很期待未来《武汉传》的加入，让研究更有现实价值。彰显城市个性，延续城市文脉，增强城市自信，跨界合作应该有所作为，而且大有可为。刘宇

长江应该可以成为舞台刘宇所著的《大桥》，被喻为“武汉长江大桥”视觉传播史；《时间开始了》，他定位为“视觉版的武汉文艺志”，“《武汉传》在表现形式上，应该有新的尝试，视觉形象是个很好的表现工具，很多的场景都消失了，讲述起来可能现在的人们难以理解，如果直观地用视觉形象呈现，沟通会更通顺。”拟人化是为了寻找基因现在我们一般能看到的写城市的书，大概是两种工具书，一种是我们去巴黎、去北京，会看的旅游指南类的书，比如《孤独星球》系列，是简约的城市简介，不用花太多时间，旅行者能快速浏览到相关旅行的资讯。另一种就是历史书，某个城市的通史或简史，是给研究者使用的工具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大事件、发展轨迹等。而目前兴起的城市传记，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文学式表达。对城市有兴趣的人，但不一定是研究者或是旅行者，都可以来看。比如叶兆言的《南京传》，我就把他当成小说看，主角就是南京城，南京城人格化了，但不是虚构的。《南京传》里写人很多，一座城里有过哪些人，这些人做过哪些事，这些人和事如何创造勾连起城市的过去、现在、未来，为城市立传有一个意义就是建构起时空观、历史观，看看城市从过去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未来可以走怎样的路。说城市有性格、有气质、有气场，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有遗传基因、有遗传密码的，城市传应该去找这种基因和密码。武汉是英雄的城市，英雄气从何而来，基因来自怎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值得去寻找，更重要的，我们找到了基因和密码要干什么，揭示出来，是为了启示我们的未来。长江边的戏剧冲突《时间开始了》一书，为上世纪50年代武汉文艺立传，想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文艺武汉。大量的视觉形象——旧画报、海报、节目单、文艺期刊封面、戏票等，呈现出60年前热烈而优雅的文艺江城。这座城市的文艺气质来自云梦泽的烟云，长江的涛声。东湖畔的行吟阁，纪念上下求索、边走边吟的屈原，伴随屈原“终极之问”传于后世的，还有浪漫气质与审美能力。伯牙、子期寻求的精神共鸣，更是超越世俗认知。武汉的先民们在审美上一直有领先的觉悟，艺术气质、浪漫气息，绵延不断，延续古今，是武汉城市内核里不能忽视的先进文化因子。大禹治水、高山流水，大量典故、成语里的水是武汉江河里的水。不论是云梦泽，还是长江，水，平静又疯狂，吞吐与奔腾，形成武汉的城市格局，也浸润出武汉和武汉人的性格。中国水边的城市很多，但唯有武汉被叫做江城，“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武汉传》可以把长江作为舞台，让城市的成长、发展在这个舞台上戏剧性地呈现出来。戏剧性，一来是写作表达上的审美取向，一来可以尝试用更多的视觉元素来表达，更加直观，可能会有扑面而来的“刺激”。塑造独特城市形象《伦敦传》里的细节描写更让人深受感染，最终伦敦的雾气，渗入了毛孔。翻看叶兆言的《南京传》，首先看到封面深灰的底色，这是南京的城墙，能感受到六朝古都的气息，也能感知这样一座合围的城池里的传承、接续。写一座城的传记，生命轨迹里的“细枝末节”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叙述重点，已经隐藏在岁月里的细节该怎样呈现呢？文字表达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史料、考古成果出现，是不是可以用更为直观的方式呈现，表现出城市的形状、色彩、质地、声音、气味等等。目前表达的媒介手段也很丰富了，基于纸质书本，视觉表现可能最容易实现，落实到《武汉传》，期待有想象力、有设计感、能传情达意的装帧，与文字一起，讲好还在延续的城事。武汉从自然到文化，视觉的冲击力一直强烈、显著，长江、黄鹤楼、大桥、过早、大学之城等场景，都具有标志意义，谁更有机会成为具有大众基础的经典城市传播形象？为城市立传，也是梳理营造城市形象的过程和机会，视觉元素的运用会让这个过程更顺利和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