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永跃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是四方风物云集的交通要冲，更是自古人文荟萃的文化重镇——仅从两部重要文化典籍，就可以见出湖北在中华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卓尔不凡的气象。这两部典籍，其中一部是《楚辞》，另一部则是《文选》。《文选》与湖北渊源极深我国典籍长期以“经史子集”四部归类，其中集部著作数量最多。集部之下，又有《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大类。《楚辞》为集部之祖，《文选》居总集之首，其地位不言而喻。《楚辞》主要收录屈原及其后继者宋玉、东方朔等人的作品，它以强烈的抒情色彩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以及独特的表达方式，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活泼的生命元素，为中华文化输送了清正刚健的厚重气息，与《诗经》一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渊源。司马迁《史记》敬仰屈原其人，以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勰《文心雕龙》将《楚辞》视为可与“六经”共传的“文之枢纽”，辟《辨骚》专篇讨论其深远影响，认为它“惊才绝艳，难与并能”。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高度赞扬“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指出：“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梁代萧统选编的《文选》同样气象不凡。它精心选录周、秦、汉、三国、晋、宋、齐、梁八代共一百三十多位作家七百余篇重要作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它汇集了我国隋代以前的文章精华，给后代文人创作提供了重要范本。《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以之居首，说它：“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表述更为扼要：“《文选》为文章渊薮，（李）善注又考证之资粮。一字一句，罔非瑰宝，古人总集，以是为弁冕，良无忝焉。”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虽对《文选》分体有不同意见，但仍肯定其为“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文史通义·诗教下》）。著名学者黄侃先生曾在手批《文选》书后题诗为赞，其中说道：“八代名篇此尽储，正如乳酪出醍醐。”充分肯定其收罗之宏富，选录之精当。众所周知，《楚辞》的主要作家屈原为湖北秭归人，其最重要的注本《楚辞章句》又出自湖北宜城人王逸之手，它早已与湖北文化血脉相连。同样，《文选》这部典籍也与湖北渊源极深——《文选》的选编者萧统，其母亲丁贵嫔世居湖北襄阳，萧统便出生于此；《文选》传播过程中以李善注本影响最为深远，李善本籍即为湖北江夏，并且晚年回到故乡辟地讲学（据周贞亮《文选学讲义》第七章《文选学之成立》）。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意义上的《文选》学最早是在湖北大地上生根发芽，并结出硕果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骆鸿凯、周贞亮先后来武汉大学任教，其《文选学》《文选学讲义》几乎同时刊布，成为现代《文选》学开端的标志。《文选》历来备受重视《文选》成书后，萧统的侄子萧该撰写了第一部注释本《文选音义》，其后唐初曹宪在扬州聚徒讲学，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其弟子李善便是集大成者。《文选》广受唐代读书人欢迎，李白、杜甫、韩愈等重要作家都十分重视学习它。《朱子语类》卷一百六十记载朱熹说：“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此言属实，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记载：“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者，悉焚之，惟留《恨》《别》赋。”杜甫则在《宗武生日》中明确指出：“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至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并非“尽扫八代而去之”（清刘声木《苌楚斋四笔》），近代学者李详著《韩诗证选》一卷，考证韩愈吸取《文选》精华之处，立论确凿，令人信服。《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使者奏请唐室颁赐四部汉文典籍《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大臣于休烈上书谏阻，以为这四部书都事关军国大计，不可轻传，其中论述《文选》说:“深于《文》，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借寇兵而资盗粮？”《文选》一书确实载录了大量诏令、檄文等政治性文体，于休烈有此担忧，也并非无因。从此事可以见出：一方面，《文选》被看作与《毛诗》《左传》这样的经书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此书的影响已远播边疆。《文选》在唐代主要以传抄为主，到五代时期始见刊刻的记载。宋秦再思《洛中记异录》记载，毋昭裔贫贱之时曾向人借阅《文选》，人家面有难色，于是他立下宏愿，自己将来显达了，一定要“刻板印之，庶及天下习学之者”，后来他成为后蜀宰相，终于达成夙愿。贫贱的读书人都有阅读《文选》的愿望，足见当时的知名程度。宋代文化空前繁荣，典籍传播更为便捷，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文选》版本基本源自宋人版刻。此时，《文选》在读书人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方其盛时，士子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宋王得臣《麈史》记载了一则轶事，宋祁母亲梦中得朱衣人赠送《文选》一部，于是宋祁小字“选哥”，宋祁曾手抄《文选》三遍，逐渐悟得文章佳胜之处。元明两代，《文选》研究相对式微，到了清代又出现复兴之势。据现代学者王书才统计，清代《文选》学专著有70多种，另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清代留存至今的《文选》批校题跋本也有56种之多。清人以实证精神研治《文选》，从语言学、文献学、文学评点等各个方面对《文选》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直至晚清，督鄂近二十年的名臣学宗张之洞也十分重视《文选》，其《书目答问》单独列出“文选学家”一类，这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尚属首次。《輶轩语·语学第二》中总结了“选学”的两种路径：一为征实，以积累学问为目的；一为课虚，主要运用于写作。这为读书人学习《文选》指示了门径，如此分类已见出对传统《文选》学的总结趋势。到了现代，传统学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冲击，《文选》学研究在艰难的形势下展开。黄侃先生不惧“选学妖孽”的讥评，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讲论《文选》。其后，黄侃弟子骆鸿凯与当时著名学者周贞亮先后在武汉大学开设《文选》课程，分别写成《文选学》《文选学讲义》，成为“20世纪新《文选》学的开创者”（傅刚《百年〈文选〉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文选》学自此拉开了帷幕。积极传播《文选》是湖北文化界的使命从以上事实可知，《文选》学的千年发展过程中，湖北文化界可以说贡献良多，尤其是在《文选》研究的现代转型方面大放异彩。因此，当今的湖北文化界有责任积极传播《文选》。值得注意的是，黄侃作为现代《文选》学的重要引路人，其重要学术观点都体现在对《文选》的精心批校之中，而其批校所用的底本即有湖北崇文书局出版的《昭明文选》。崇文书局成立于同治六年（1867年），是晚清著名的五大官书局之一，在李瀚章、曾国荃、李鸿章、张之洞等名儒显宦的大力支持下，声誉日隆。崇文刊刻的书，底本精善，又讲求实用，物美价廉，故而流播甚广，在文化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例如康有为《桂学答问》中提到：“辞章之学，先读《楚辞集注》，次读《文选》，则材骨立矣。”而于《文选》的版本，则指出：“武昌胡克家翻宋本为佳。”所谓“武昌胡克家翻宋本”，指的就是崇文书局翻刻的胡克家覆宋尤袤本。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开列的典籍中，也有不少用的是湖北崇文书局本。如今的崇文书局前身为湖北辞书出版社，以出版《汉语大字典》立社，2002年正式沿用“崇文书局”之名，努力继承发扬崇文书局传播优秀文化的使命。在对《文选》的传播方面，出版社已经和将要做出的重要工作有：一是承担“荆楚文库”本《昭明文选》的出版任务，该书已于2016年出版。二是访求重要稀见版本，满足学界急需，计划出版《北宋国子监本文选辑校》，此本将当世仅存的两份北宋国子监本《文选》残卷（一份藏国家图书馆，一份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整理，并通校十种《文选》重要版本，作者以近十年之功从事此项工作，力图全面反映这部《文选》存世第一个刻本的学术价值。三是针对清代《文选》学成绩突出而我们继承并不充分的现状，特意邀请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主持点校《清代文选学名著丛刊》，系统汇集清代学者研究《文选》的成果，以整理校订本的形式面世，以便研究学习者掌握和利用。四是策划了“文选学经典书系”五种，以全面反映现代《文选》学的发展轨迹，其中湖北汉阳籍学者、武汉大学前辈教授周贞亮《文选学讲义》系由其授课讲义整理而成首次正式出版，今年即将面世。五是全彩原样影印《黄侃黄焯批校昭明文选》，完整反映黄侃、黄焯两位先生研治《文选》的建树，以启迪后进。六是准备在现有的产品线“中华经典全本译注评”丛书中增加一部《文选译注评》，期待以普及本的形式促进其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