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芳 彭小萍 王婧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建议稿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这样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深入基层采访中，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发现，一批外出创业致富的党员回到家乡，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推动乡村振兴中，他们给乡村带来了怎样的变化？本报推出系列调查报道。“想当官想疯了吧？”“会不会想在村里捞油水？”听到类似刺耳的话，他们没有计较。毕竟，村支书的月收入最多也就五六千元。与经商当老板相比，相差甚远。在宜昌、十堰等地，一批外出创业致富的党员回到家乡，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从年少时离开到富后归来，他们在寻找什么？曾经的“逃离”秦巴山，层峦叠嶂。望着家门口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大山，赵昌柱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走出大山。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们兄弟姐妹守着几亩薄田，穷得揭不开锅。2001年，23岁的他背上行囊，离开家乡竹溪县兵营镇麻湾村，去河南建筑工地打工。同样是出山，宜都市五眼泉镇弭水桥村的刘大卫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1987年，18岁的他报名参军。他说：“留在村里，似乎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不满足于像父辈一样只在山里刨食，他们把目光投向山外。离开宜都市姚家店镇油榨坪村时，初中毕业的邓少杰在城里修摩托车、做推销，“什么活都能干，什么苦都能吃。”大专毕业后，宜都市陆城街道尾笔村的黄攀虹选择了自主创业，“在城市站稳脚跟，更有前途。”一如他们，渴望改变贫穷命运的后生们也一批批走出乡村，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妇孺。村空了，穷依旧。戴着粗粗的金链子却有些迷茫山外的世界，五光十色。退役后，刘大卫开始经商。他经营一家矿业公司，每年盈利200多万元。“做生意，应酬多。经常下午打麻将，晚上到洗脚店洗脚，脚都要洗破了。”回想当老板的日子，刘大卫并不遮掩。口袋富了，心里却总觉得少点什么。黄攀虹也曾有相似的感觉。“80后”的他曾和家人经营服装生意，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他们一口气开了5家门店、2家工厂，盖起3栋房子，身家逾千万元。“当时，身边普通人每天只有两三百元工资，我一天能赚三四千元。”快速积累的财富，让年轻的黄攀虹忍不住炫富。豪车、豪宅，该有的物质生活都有了，戴着粗粗的金链子，黄攀虹有些“飘”了，又有些迷茫。难道一辈子就这样？忽然冒进脑海的问题，让他心里一惊。小女孩眼里的泪光“生意不管了？”“生意步入正轨了，你们可以管好。”“你想清楚。”“我想挑战下自己！”当黄攀虹准备放下服装生意、回乡当村干部时，母亲跳起来反对。促使黄攀虹下定决心的，是一个孩子的眼神。一年冬天，尾笔村村干部找黄攀虹“化缘”，请他给村里贫困家庭儿童每人赠送一件羽绒服。捐赠仪式那天，他把衣服一件件送到孩子手上。一个小女孩怯生生地伸出双手，又不好意思地缩了回去，默默埋下头。“喜欢吗？”“喜欢！”女孩抬起头，亮晶晶的眼睛里，闪着欣喜，又泛动泪光。那一瞬间，孩子清澈的眼神猛地击中黄攀虹的心。他没想到，一个举手之劳，一件普普通通的御寒衣服，会换来如此真诚的感激。为乡亲们做点事的愿望，悄然萌生。当组织部门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回村时，他一口答应。“从小就犟。”母亲知道拗不过儿子，叹息一声，送给他一句话，“咱也不缺那点小钱，到了村里，要行得正、坐得直。”就这样，黄攀虹开着自己的奥迪A6来到尾笔村。刘大卫决定回弭水桥村时，也把矿业公司生意放下了。“回村就一心一意，企业主要业务关闭了，剩余事情给妻子打理。两头记挂，两头都干不好。”他说。“你自己赚钱了，还得把乡里乡亲带一把。”刘大卫始终忘不了堂叔在世时嘱咐他的这句话。堂叔是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农民，对村里感情深厚。一草一木，一朝一夕，这种与生俱来的乡情，这种融入山水、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已变成入骨的烙印，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心里，印在游子心里。回麻湾村前，赵昌柱有过长时间的纠结。与朋友合伙的建筑公司年利润3000多万元，他做项目每年少说有三四百万元收入，回村则不可能再有精力接项目。兵营镇党委书记陈圣明打乡情牌，“九顾茅庐”，他才答应试一试。“如果不是本村人，我不会回村里当支书。”邓少杰直言。他投资900多万元现金办企业、入股金店，家底丰厚。进村前，又买了一台近百万元的越野车。“村里的工资，还不够车子油费呢。”他呵呵一笑。凌晨3点的电话声如果说，回村与不回村的选择是考验；回村后面对的现实，则是更大考验。刘大卫没想到，当村干部比当老板还操心。当时，弭水桥村村集体负债80多万元，各项工作在宜都市100多个村中排名“倒数第一”。村委会的牌子一度被村民摘下来，赌气扛到镇政府门口，理由是“村委会不作为，配不上这块牌子”。“村民不满，归根结底是对村里的党员干部失去了信任。”刘大卫说。一上任，他给村干部定下5条规矩：坚持每户必访、群众有事半小时到现场、执行政策一碗水端平、第一时间抓落实、公家的钱不乱花。“刘书记，有车陷到沟里了，能不能帮忙抬一下？”一天凌晨3点，村民王仁海给刘大卫打电话。迅速起床，半小时内，刘大卫冒着大雨赶到现场。“没想到，刘书记真来了。”事后，王仁海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半夜打电话就是想瞧瞧，书记承诺的半小时到现场算不算数。来了个说话算话的书记，穷怕了的村民心里又燃起希望。村民的考验，黄攀虹也遇到了。“谁敢拆我的棚子，我就制造大事件，会上头条的。”“搭了几十年，别的书记没拆，就你要拆。”推动环境整治工作时，黄攀虹遇到了“麻烦”。村民周林的威胁，让他辗转难眠。不拆，工作推不动；逼急了，万一真走极端怎么办？当面谈，电话谈，从为什么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村里发展，一谈就是半个多小时。反反复复四五个回合后，周林松口了。“不能硬碰硬，要给村民发牢骚的机会，用心倾听、悉心化解。”黄攀虹说，一次次考验中，他逐渐摸索出和村民打交道的方法，也逐渐赢得村民信任。“倒数第一”的逆袭信任，是开展工作的第一步。走进新时代，被精准扶贫的春风、乡村振兴的脚步唤醒的小山村，面临发展重任。选一个能人当领头羊，带村民过上好日子，是当地组织部门邀请千万富翁回乡的初衷。这些村，有的村“两委”班子软弱涣散，有的集体经济薄弱，有的社会矛盾突出。村民能不能安居乐业，能不能和城里人一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村支书们的头等大事。以油榨坪村为例，一穷二白。“没有产业，何谈致富？”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多年的邓少杰一眼看到贫穷的症结。可现实是，村集体经济一分钱也没有，投资商一个也不愿来。不等不靠，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先动手、再伸手”，把当老板时积累的市场思维、人脉资源、格局视野，全用到村里，有的甚至还贴钱贴物。“新书记来了，发展思路变了。”40岁的油榨坪村组织委员鲜文学深感工作状态不一样了。“原先，村里一直想先向上要政策、要资金，再破解发展之路。”鲜文学说，他也曾一腔热血，立志改变家乡面貌，但总感觉力不从心，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先伸手要政策、再动手去行动”的固定思维，有了养老的心态。让鲜文学没想到的是，邓少杰到村后，第一件事不是等资金，而是千方百计筹资修好了通村路。“自己的项目先有眉目，才会有人跟上来投资。做生意是这样，搞乡村振兴也是这样。”邓少杰的选择，刷新村里人的传统观念。刘大卫的思路和邓少杰一致，先修路，再吸引客商来弭水桥村开发旅游。藏在深山千万年的那汪水、那片林，真能变成致富的金钥匙？村民将信将疑，但此前建立的信任，让他们朴实地选择支持。“需要多少亩地随便用！”王仁海带头响应。最终，全村村民没要一分钱占地补偿款，将通往九凤谷景区的环线路建成了，仅景区门票就带动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40多万元。王仁海夫妇再不用外出打工了，他们在景区开了家玩具店，月收入五六千元。在刘大卫的感召下，今年3月3日，45岁的王仁海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景区附近，69岁的村民胡庆兰家建起农家乐，儿子也在景区打工。“刘书记带领我们脱贫致富。现在，名义上说是享儿子的福，其实我们是享共产党的福呐。”说着说着，胡庆兰笑纹绽开的眼角泪珠滑落。如今，“倒数第一”的弭水桥村大变样，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100多批次。“比在外面赚几百万元还有成就感”“真不敢相信，我们村变化这么大。”“你早点回来当村支书就好了！”“书记，有空到我家喝杯茶。”走在村里，听到村民的热情话语，是黄攀虹、刘大卫、邓少杰、赵昌柱他们最开心的时候。纵有千般辛苦，这些暖心话又丝丝熨烫心灵。“比在外面赚几百万元还有成就感。”黄攀虹说，少了他这个主力做设计、做营销，家里服装厂不少订单流失了，但他在村里工作，收获了另一种人生的成长。“我的爸爸，一个地道的农民，一个梦想改变家乡的人。”这是刘大卫的女儿在作文中写下的一段话。“钱够花就行。能为村里的父老乡亲做点事，工作有各级党组织支持，心里很踏实，人生有归属感。”刘大卫说。每天早上6点，邓少杰会准时出现在村里。听树梢上鸟儿叽叽喳喳，看美丽乡村项目建设进展。他自嘲为村里操心太多，头发白了不少，但他不后悔回村的选择。“将来，带着孙辈在村里散步，可以自豪地介绍，这是爷爷当年建设过的地方。”自2018年3月当选村支书后，虽然每年少了两三百万元做建筑工程的收入，但想到老了的那天，想到村里能留下自己奋斗的印记，赵昌柱又忍不住笑了。回到农村，赵昌柱开始思考农业产业机遇。他想把生他、养他的小村，建成“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他还想推动茶叶、黄花菜等土特产品深加工……乡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他们年少时那遥不可及的梦想，正逐渐成为现实。是的，新一代农民的价值，不应该是摆脱贫困的家乡，而应是帮助家乡摆脱贫困。曾经的“逃离”，因为穷；如今的归来，战胜穷。故乡啊故乡，故乡的这片土地，正在他们手中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