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立文

在一篇旧文中，我曾提到过文学批评能不能有说“闲话”的自由？这句话当然是有感而发。因为时下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学院批评，不仅理念先行、方法刻板，而且行文也词肥意瘠、佶屈聱牙，读来常令人有云遮雾罩之感。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批评家因强调所谓的学术规范，下笔往往紧扣论题，逻辑严丝合缝，几无个人性情的容身之处。其实文学批评哪有那么高深严肃？孟夫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目的不外乎“是尚友也。”这话引申之意就是交朋友，批评家要想成为作家的知音，那就得坦诚相见，只有拿出了自己的真性情，才能以己度人、度人如己。从这个角度说，“闲话”也许无关研究对象，但它是批评家自我形象的树立，是知识逻辑以外的世相人心，没了这样的一种润滑剂，难怪有些文学批评会干瘪得令人生厌。

也正是基于对批评家性情、趣味和智慧的一种期待，因此当我读到於可训教授主编的《改革开放40年小说百家档案》这本书时，端的是满心欢喜。且不说该书为百余位小说家“建档”的学术价值功德无量，单就体例和内容而言，我以为它就当得起“好看”二字。书中所收的每位作家档案，皆由小引、自述、访谈、评论和主要作品目录五部分组成。小引其实就是主持人的话，由於可训教授撰写。其人通透练达，其文自然也是行云流水。小引的写法，近如古人诗话形式，既谈问题，也聊八卦，不仅文气卓然、气象万千，而且还屡有饾饤见闻奉上，读来自是令人大开眼界。如此“闲话风”的文学批评，无疑与我们印象中的“论文体”大相径庭。其实较真来说，目前学界孜孜以求的“学术规范”本为舶来品，无论是题目拟定，还是摘要与关键词的表述，抑或是注释的编排设计等等，“学术规范”皆有其严苛的形式要求。受此影响，写“论文体”文学批评的作者，谁还有余力去呈现自我的性情与趣味？但问题就在于，较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并非一个附属式的产物，它本身就具有学科的独立性。在中国源远流长的批评史上，《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批评杰作，何曾逊色于创作本身？从这个角度看，於可训教授写下的这些“小引”，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种创造性转化。它从形式上借鉴传统文论的“说话体”，话题虽以作家为中心，但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处，也能见到宇宙之大与苍蝇之微。因其文体奇观炫人耳目，故笔者也愿顺便做个广告——於可训教授的《小说当代小说百家》一书，已将此类小引尽数收齐，读者诸君或可读之以求尽兴。至于作家的自述部分，虽话题繁杂，但都如实记录了每位作家步入文坛后的心路历程，其中很多篇章都为原创首发，因此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再说说访谈，这当然是每位作家档案的核心内容。采访者虽因年纪相对较轻而对受访作家抱有深深敬意，但提问却是犀利刁钻，足见前期准备工作之充分。而回答问题的作家们，不带任何贬义地说，一个个都是些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机灵人儿。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作家若是不通人情世故，怎能洞察我们民族的灵魂秘史？总之对话双方一个有备而来，一个见招拆招，言辨机锋常令人拍案惊奇。尤其是保留了口语的文字实录形式，更让每位作家的性情与趣味跃然纸上。从中可见一点，即漫谈式的对话批评，仍在当下的话语格局里具有沛然生机。关于这一问题，可用“心中有读者”和“眼中有对象”加以概括。前者指的是采访者不能局限于个人的阅读感受，而是必须以读者代言人的角色发问，只有涉及到多数读者的关切话题，对话批评方才具备了一种“公共伦理”；至于后者，则是说对话批评理应以受访者为主体，只有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和顺势而为，才能让受访对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这个标准看，该书采访者皆能以启发性的问题提纲挈领，因此受访者也就能做到和盘托出。可别小看这一点，因为当作家们卸下了创作谈里常见的文字表演后，那些真诚的欣悦与沮丧才更加令人动容，而文学的奥妙与力量也才能够豁然显露。

另外还想说明一点，由于该书评论部分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於可训教授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因此写文章也难免会受到於可训教授的影响。这些评论文章虽不至于说篇篇都是精品，但说人话、谈感受却是一个共通之处。而这样的一种学术训练和写作实践，也让该书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新一代湖北批评家的崛起。至于档案最后的主要作品目录则更具学术价值，它不仅盘点了每位作家的创作成果，而且也成为了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研究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的“前言”里，於可训教授说这份档案“凝结了这期间的小说家为追求小说的现代化而积累的‘中国经验’。”其实何止如此？从小引到访谈，再到评论文章，无不反映了於可训教授及其门下弟子对文学批评里“中国经验”的继承与实践。如果从学术史的流变来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学者，因急欲融入国际化的学术共同体，故而崇尚西学、唯新是上。虽说这一阶段很多学者也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但文学批评的局面却难以令人满意，种种食洋不化的批评症候，最终都演变成了“影响的焦虑”。好在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由西返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就成为晚近盛行的一股学术潮流。在这当中，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已然成为学界在民族崛起之后的共同选择。而《改革开放40年小说百家档案》一书，毋宁可被视为湖北学者在构建中国文学批评体系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可以设想，假如批评家能够发扬该书对“中国经验”的表达，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和尚友求道的立场去见贤思齐的话，那么我们也将会有理由期待批评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