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成帅

刚到实验高中读书时，我成绩很差，全班70人，我考过几次倒数。

一个周末，去我的同桌家里。同桌家里没有电视，他父亲在田里耕作了一天，夜晚在墙角休息，把我们叫过去。他父亲问我们，成绩怎么样？我说，成绩不好，特别是英语，学不会。

他父亲开始长篇大论：有老师教，有同学问，为什么会学不会？怎么可能学不会？你要是下了决心想学，你就认真观察那些成绩好的人，认真模仿他们。他们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模仿到一模一样的地步，你就学会了。

我委婉地说，没这么简单，有的人从小成绩就很好。同桌更是把班上其他同学如何优秀，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

他父亲听了，用半是疑惑半是教训的语气对我俩说：你们这是自己把自己吓倒！年轻人，要有胆量，要敢说大话。把大话说出去，你才有胆量去干。

最近一段时间，在读一些历史著作时，我又想起这位勤劳而睿智的农民那天晚上说的话。翻译成书面语，同桌父亲的意思，不是“吹牛皮”，而是“要立志”：要定下目标，要有把学习搞好的决心，要有把志向公之于众的勇气。有了志向和志气，往往才会有挑战的勇气和毅力。

北大毕业后，我又到清华读硕士。近一年多来，我开始收窄自己的阅读范围。所读内容，大多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档案或是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著作。这个时候，中国正酝酿着一场巨变。二十多年后一举改变旧中国面貌，建立共和国的人们，此时大多还在读书，或是刚刚走出校门。

这正是他们的少年时代。

这些人的少年故事，有的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也有的并非所有人都知晓，例如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丁玲、蒋南翔。改造一个军阀混战、经济落后的国家，无疑是极度困难的。以这些人为代表的少年们，用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重建了一个国家，并推动它快速工业化，完成自我革新。

硕士第一年，我试图解答的问题是，这些人是如何出现的？他们何以长成与前一代人如此不同的模样？甚至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也如此不同？他们何以克服那么多困难？答案并不简单，像我这样刚刚入门的研究者自然还说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特点。在少年时代，他们都有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他们都对前沿思想极度渴望，并热情地学习；他们特别关心社会状况、国内外动态和国家的命运；他们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高效的执行力。

翻阅恽代英的日记和书信，令我十分震撼。

这个幼时接受四书五经教育的学生，在中华大学——一所并不好的商科学校里求学，所学科目是中国哲学。然而，他不仅刻苦学习英语，还自学日语和德语，并对世界语也有很高的热情。五四运动前后，他不停地翻译国外的文献和书籍，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聚会和辩论，给各家期刊写稿，到四川、安徽各地去讲学，还担任一所中学的教务长。他几乎没有一天休息。正是由于长期积极的社会活动，他遇到了陈独秀，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最终与共产党结缘。毛泽东、蔡和森、蒋南翔他们的少年时代，也大概如此。

他们何以要做那么多与谋生无关的事情？何以有精力做那么多与谋生无关的事情？

随着年龄增长，我逐渐感到，每个人身上，有一种或可称为“生命力”的东西，这是一种引发主体行动的内在动力。无论读书求学、思想创造，还是从事劳动、承担工作，都需要一个人有内在动力。动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做得好。如果“生命力”丧失，在教室里学习，往往成为油盐不进的木头人；承担具体工作，也总是尸位素餐，得过且过。

一个人生命力的强弱，也是由很多因素导致的，而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一个人志向的有无。所谓志向，说到底，也就是一个人心里真正想做的那些事情。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这批少年们，是一群生命力极强的人。他们在少年时代，就确立了一个极为远大的志向。这个志向使他们一生中一刻也不停下，永远奋力追赶着他们的目标。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用恽代英的话说，是“为人类扫除干净”。

在我的少年时代，虽然也有过这样的想象，但更多的，还是考上好大学、帮助别人、改变家庭状况、改造社会生态之类的理想。这得益于中学时代老师们的用心教育和同学们的陪伴鼓励，我很早就打开心胸，放宽视野，广泛阅读，去理解和思考国家、社会、我们所处的区域和我们所处的阶层。一方面，这些思考使我在学习中主动探索，努力突破，并坦然面对失败。另一方面，进入北大后，我发现，原来我所思考的这些问题，百年前的五四青年们也想过，现在的北大学生也还有很多人在想——有什么事情，会比年少轻狂时，遇到志同道合者更让人感到幸福呢？

当然，少年人的想象，大多不可能化为现实，但蕴含其中的生命力和价值观，却能够长远地塑造一代人，使他们在习得了精明与世故之时，依旧坚守着内在的追求。这或许便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变革的希望所在。

少年时，人胆大，不论身处什么样的起点，都该有一个高远的志向。毕竟，此时，正是一生中敢造梦、能造梦、敢把梦变为现实、也能把梦变为现实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