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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炳铨

我向鲜花丛中的路政委遗体深深地鞠躬。他走得安详，我难以抑制悲痛的心情，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在脑海中翻腾。

我原是徽州行署公安处秘书科科员，1968年7月底，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投入白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那年我29岁。

1972年元月底期滿。过了春节，到县公安局办理劳改释放手续，就是将我的户口转到公社，成为一个农民了。到了县公安局门口，迟疑了好一会，这里是我当年滿怀壮志的地方（我是1955年调到县公安局，1961年底调到公安处的），这里有我的领导、同亊和朋友，想不到十年后我成了劳改释放犯，因此这一脚就是迈不进去。快过年了，公社公安员发话了：“这个金炳铨，十多天了，跑来跑去的，一点不老实守法，还不来公社报到。”

一天，几位军人在办公室门口晒太阳。一位中年军人，看样子像军官，问我有什么事，我，还像劳改队见了干部一样，毕恭毕敬立正站着，报告说：“劳改释放人员，来报到办回家手续的。”

“叫什么名字？”中年军人问。

“金炳铨。”

“噢，你就是金炳铨？！”军人立刻惊奇起来：“你就是金炳铨？！“他似乎不信，又重复问了一句。

“你的案子是错案，卷宗我看过了，写的那字是人家害的，其它亊没有问题。”军官说得庄重、肯定。

这时，我激动，我惊愕，精神为之一振，与他毫不相识，他怎么会这般关心我呢？我的确不敢相信他的话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的案子，是当时徽州地区最大的一桩，从1968年7月29日我被揪出来到11月中旬公判不到四个月时间，仅屯溪地区就四次贴满了大街小巷的大幅标语、大字报，一会儿是“把隐藏在公安机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示众！”一会儿又是“金炳铨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会儿便是“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无产阶级革命派拍手称快！”笫四次在江心洲体育场胜利台前数万人的公判大会，我被五花大綁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金炳铨”的大块纸盒牌，我站在台前，低头备受煎熬地等候对我宣判。我这样一个人见了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谁还敢这般关心我？我在想。

旁边一位年轻军人介绍说：“他叫路青，是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兼县人保组长。”

我点点头，顿时，心里一阵高兴。我觉得，路政委能看到我的案卷，他又属军分区直接管辖，胆敢与他的领导唱反调为我喊冤，肯定不一般，我与他无亲无戚，他何以这般关心我呢？我无法解释，想不通。

路政委叫我到他办公室坐坐，倒了一杯茶，问起我这三年如何度过的。见路政委这么直爽、热心、真诚，我说：“路政委，请你给我找个临时工做做行吗？”

说实话，从劳改队回家的半个月时间中，是我人生最困难时候，我的家庭历来比较困难，父亲是贵池茶厂一般干部，月工资45.5元，母亲是家庭农妇，靠父亲每月10元生活，姐姐是小学老师，自我被逮捕后就划清了界限，由于我被劳改，父母受株连，成了“反属”；我被军管时，大弟在空军后勤服役病故，民政部门取消了病故军人家属所有优抚待遇；小弟的婚事，也因为哥哥是个劳改犯而搁浅，父母精神受到严重打击，我深深自责，都是我惹的祸，给家庭带来了深重灾难。我不能给父母增加负担，我要生活，这是我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

没想到路政委真的给我在县煤灰厂找到了份事。

1972年2月底，文化大革命处在“批林整风”阶段，在那阶级斗争还天天讲的年代，不是路政委对我的关心，任何人不可能有这个胆量，敢替我这个刚刚劳改释放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找事做。

我到煤灰厂报到，厂领导语气亲切，给予勉励：小鬼，长得这么大了。吃了点亏算不了什么，再干，前途大着哩！”

“工厂没干过，一切从头开始，请你多多帮助。”我恳求说。

他安排我在厂工会协助搞文字工作，我连忙诚惶诚恐地推辞：“不，不，不，这恐怕不太合适吧！你了解我，别人不了解，我是来做工的，什么工都可以做，什么活都可以干。”

没几天，我发现厂里生产存在一个大问题：煤灰生产留下的废石煤渣，日积月累，堆积如山，己成大害。大量石煤渣倒入山沟、小河中，一条长达五公里的小溪已填得满满的，每年雨季洪水泛滥冲刷农田，形成灾害。二年前，听说浙江常山县石灰厂利用煤渣制砖，叫碳化砖，经济效益好，派人前往学习取经，县里投资，一年多时间了还没动起来，人们称碳化砖为“瘫痪砖”，受到县领导批评，县工业局领导几次来厂帮助研究，指示年内一定要上马生产。

我观察到，项目不能上马原因，主要是设备没处加工，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便向厂领导提出要求，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他问：“这可是个重担呵，你能行吗？”

“我不懂，一窍不通．确实有很多困难，但我可以学，可以钻进去，请相信我这个人，不会失言的。”

半个月后的一天，厂领导老方电话向工业邵局长汇报：“老邵啊，‘瘫痪砖’要平反哪！”邵局长一时没听懂啥意思，问老方说的什么，他笑嘻嘻地回道：“请求您的支持。”这半天打一棒，邵局长还是不明其意，老方回道：“小鬼不坐办公室，他要搞碳化砖，立下誓言，年内一定上马。”

邵局长怎么也不信：以前他干的是行政，劳改了三年多，来了才几天，竟有这么大的本领，肯定是吹牛，假积极，就怕老方上当，劝老方留点余地，万一年内上不去呢，别把话说死了，老方很有把握地说：“老邵呀，你看错人了，你不了解这小鬼的个性，你相信，路青把他送上门来，是给我、给你解套子的，我与你都要好好谢谢路青呵！”

邵又与路青通了电话，邵局长还是有些不解，“我听说他不是写反动标语吗？”“老邵呀，他真是写反动标语污蔑领袖的话，那还得了，判他就不是三年了，也许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我看过他那本练字簿，那是人家拼凑的，小鬼真是个反革命的话，我能帮助他？我能做这样的事？他的案子一定能平反的。”

亊后我知道了这个过程，热泪盈眶，万分感激，铭刻心中，我要发奋地工作，不辜负领导们对我的期望。

我说到做到，这年11月底，碳化砖车间建成投产了。全厂职工，上上下下，欢呼雀跃。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工业局、财政局领导都来厂祝贺。从此改变我的人生，转向经济建设战线。

我在休宁县楳灰厂当了三年多时间的临时工，1975年底平反，恢复党籍、公职，但还挂了我一个“严重政治錯误”的尾巴，休宁县委领导破例重用，这个厂有300多名职工，是当时县里最大、最难、最穷的一个全民国有企业，1976年，我从党支部委员起步，笫二年，先是任厂革委会副主任，接着便主持全厂日常工作。1978年8月，徽州地委撤销1975年“严重政治錯误”为我彻底平反，10月，休宁县委任命我为厂党支部书记、厂长，至1981年底调回地区工作。我在这个厂干了六年，战胜了种种困难，解决了多年未能解决生产原料匮乏问题，实现了当年向县领导“以五年左右的时间，由穷变富、旧貌換新颜”的承诺，我后来十余年间，能在屯溪市、区城市建设中做了些看似困难的亊，解决了不少重大难题，乃是这个煤灰厂给了我用武之地发挥了才智——没有路青就没我的人生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