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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宁 张启立

腊八粥一喝，年的味道日渐浓郁起来，在皖南乡村里，家家户户忙着熬糖稀、做米馃、磨豆腐、打糕做糖，虽然已是大寒天气，属于“三九四九冰上走”的时节，但人们的脸上总是充满着笑意和阳光，很温馨。大人盼莳田，小孩望过年。孩儿们不知“年”躲在哪里，以为被主宰一家之主的大人攥在了手里，其实在那生活清贫、物资匮乏的岁月，大人又何尝不爱过年？因为过年那阵子，家中坛坛罐罐盛满了大人小孩都喜欢吃的食品，还有那渴望已久的新衣服。

杀年猪是农家一件很是隆重的事儿，当一头二三百斤重的肥猪被杀猪师傅摁在长条凳时，奶奶叫小姑妈取来黄裱纸和神香锡箔，对着垂死挣扎、嗷敖大叫的肥猪烧起来。常年负责打猪草喂猪的小姑妈一边烧纸一边“哦罗罗”地呼唤着，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她也全然不知。难怪在三十夜“发灯”时，历来节俭的奶奶，不仅将客厅、厨房、房间各处的灯点得一片光明，而且还在猪圈、鸡笼上也“发”上一盏灯。奶奶说猪呀鸡呀也是有生命灵性的，也得光光鲜鲜地过年。

“大忙三十夜，清闲初一朝”。做冻米糖、打干粮糕、炸苞芦松、裹粽子等活儿，将寒冬腊月室内的空间挤占得盆满钵满。做冻米糖不仅糖稀要搅和均匀，踩糖工艺更是至关重要，不但要有力气，还要有技巧，均由男人来完成，在那重男轻女的时代，女人是无权踩糖的。将糖稀冻米花搅匀后倒入木匣内，上面铺上两层干净的白龙头布，男人脚穿一双从未下地崭新的布鞋，用劲匀称地踩踏在上面，“吭滋吭滋”，骄傲的脸上流露着汗珠和骄傲的神色。

祭祖宗是吃年夜饭前的重头戏。八仙桌上红烛高照，锃亮的锡烛台上贴着红纸剪成的福字，纸媒筒里插着柏枝和天竺，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当然最抢眼的当数那尾巴插在头上的猪头，有头有尾，代表全猪，以示后辈对祖宗的孝敬与虔诚。爷爷高擎神香将列祖列宗接进上座后，阖家老小依次三叩九拜起来。一通鞭炮响过，鲜香的年夜饭，在孩子们热辣的企盼中，终于铺满了各家的餐桌。

夜已至深，贪玩的孩子们完全没有睡意，他们提着由大人或自己扎的纸灯笼，走东家串西户，尽情嬉闹，嬉闹中暗自比赛着各自灯笼的式样和亮度。我用三个五角星扎起来的三角“五星灯”，创意好，寓意深，自然成了羊群里的骆驼，让小伙伴们羡慕得不行。

尽管三十夜玩得很迟，但初一朝迎春接福的鞭炮，还是早早地把人们从暖暖的被窝里拽了出来。从初一开始，拜年的人群像春潮般涌动起来。洗漱一番，无须吃喝，父亲就带着孩子去向长辈拜年，因拜年时自有好吃的招待。舅公舅婆住在外东坑的祖屋后宅，见我和父亲手提冻米糖、干粮糕前来拜年，十分高兴，笑容立马填满了沟沟坎坎的面庞。舅婆年轻上山干活时，损坏了一只眼睛，至今突露着白色的眼珠。别看只有一只眼，她可是家中说话算数的主，每次拜年，都是她老人家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压岁包给我。可以看出，她掌控着穷家的“经济命脉”。今天我们上门似乎早了些，压岁包尚未准备好，她叫舅公拆开一包“顶市酥”的红纸，从腰间摸出2角钱来，叫我去厨房找了几粒米来当作浆糊，封了一个红包给我。舅婆很胖，加上视力不好，较少走动，在我印象中，从开春到立冬，她大多都是坐在堂前那把宽松的椅子上。随即，她又叫舅公到房里拿出一小串小鞭炮（俗称百子）给我，3寸来长，约有八九十颗，我舍不得一家伙放完，拆下来一个一个地放着过瘾。在那时，有一串小鞭炮在雪地里燃放着玩，不啻是种奢求了，所以小朋友们完全忘了冻得发红生疼的手指……

由于亲戚好友多，拜年的“礼品”从东村转到西乡，从张家转到李家，最后一包冻米糖竟然又回到自己手中，不过，经历一番“周游”之后，早已粘连一起，成了一块“板砖”。如今遇上了好时代，物产资源、各类商品十分丰富，天天都在过年，单说一个压岁包，解放初期只有一二角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变成了一二元钱，现在则上升为一二百元。真可谓城乡翻天复地的变化，经济成百上千地增长啊！

年年过年，人人爱年。年是日月的堆砌，年是时光的总结；年是男人的老酒，年是女人的衣柜。春播，播撒年的希望；夏种，种下年的汗水；秋收，收入年的劳累；冬藏，藏尽年的宝贝……

配文图：办年货　刘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