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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平

我国斋室文化由来已久，主人一般为自己的居所、书房、画室命名的甚多。有的室名斋号见之顿生景仰崇敬之情，有的让人从中领略到主人的精神寄托与心之向往，有的气韵灵秀、妙趣横生，潜移默化给人以启迪和美的享受。

言志寄情、自勉自策，以这种形式命名斋室的较为普遍。南宋书法家，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晚年取书房名为“老学庵”，取“师旷老而学犹秉烛夜行”之意，激励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山水画大家李可染喜欢牛的性格，倡导“孺子牛”精神，一生多画牛，称画室为“师牛堂”，既寓意画家师法自然，又彰显画家似牛的勤恳与坚韧毅力。著名学者杨明照，以“知天涯，学不已”自勉，命名书室为“学不已斋”。画家丰子恺抗战结束，从重庆回到上海，住在一间有阳台的大屋里，他说这里看得见日，看得见月，起斋名为“日月楼”，也寓意着解放后日月普照，欢悦喜庆的心情。

收藏是文人雅士一大嗜好，收藏了十分珍贵的字画、古玩等心爱之物，便取相应室名斋号以纪念之。宋代书画家米芾爱好金石书画，藏有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等名帖，因而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宝晋斋”。明代藏书家徐火勃，收藏图书5万余卷，万卷书籍犹如“红雨”，繁花似锦，令人赏心悦目，故称书斋为“红雨楼”。清代著名收藏家陈介祺，蓄有秦汉印章近万方，书斋就从实取名为“万印楼”。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藏有举世名画南唐《韩熙载夜宴图》，即命画室名为“昵宴楼”，以抒发爱画之情。但此类以“三希堂”最为著名。“三希堂”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养心殿西暖阁，是清高宗弘历即乾隆皇帝的书房。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乾隆皇帝将搜集到的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三件稀世墨宝珍藏于此，不时把玩，并改居室为“三希堂”。室内“三希堂”匾额、匾额两侧的“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对联以及《三希堂记》墨迹，均为乾隆亲笔。可谓室名斋号之最了。

有的室名斋号其实就是主人风雨人生的缩影，蕴含着人生坎坷的经历。晋代大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解印去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陶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饮酒》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至今脍炙人口，其书斋乃以“归去来馆”名之。著名书画家、篆刻家齐白石大师，年过半百时，已五次云游天下，他厌倦如浮云般的漂寄生活，遂将新居定名“寄萍堂”，寓“世事如寄，人生如萍”之意。梁启超书房取名“饮冰室”，当年他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临危受命，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煎熬，他内心之焦灼可想而知，如何解其“内热”？唯有“饮冰”方能得解。所以，他借“饮冰”一词，来表达自己内心之忧愁焦虑。1897年廖仲恺、何香凝结婚时，借居在廖仲恺哥哥廖凤舒家里，今广州市南华西路龙溪新街42号，虽然生活清贫，但夫妇情投意合。每当皓月当空，月光如银，只见月清、人清、楼也清，促膝谈心的他们有“人月双清”之感，何香凝触景生情写下了“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的诗句，于是他们将居住的小屋命名为“双清楼”。尽管他们后来搬家多处，却一直把新居所叫作“双清楼”，以纪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室名斋号以二、三字者为多，四字次之，字数多者为稀见，但也有的文人拥有多达十余乃至几十个室名斋号。时过境迁，室名斋号也可随时更换，同一居室前后堂也可以挂上不同的名称。晚清学者、藏书家梁鼎芬的室名斋号多达八十余个，揽括了他不同时期的处境和心迹。室名斋号不仅是主人收藏、读书、著述之所，更是他们精神寄托之希望。在这里，他们心神俱静，修身养性，或吟诗作赋、弹琴作画；或与二三知己相持对弈；或独坐把卷、卧游山川。气韵恢弘，饱含深意，异彩纷呈，成为斋室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折射出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现实状况。室名斋号起源较早，唐、宋以来逐渐流行，至明、清朝盛极一时。时至今日，室名斋号在文人中依然盛传不衰，也再现了室名斋号其意浓缩之精华所在。

这些年，我想为自己的住所起上一个恰当的室名斋号，以勉励对自我的追求，寻寻觅觅几春秋，筛选百十个名称，终难取上一个满意的。以古人为师锲而不舍，寻斋室命名之哲理，我执着地坚持。一日正午，思索取“大梓砚斋”岂不挺好，遂案头书写，反复品读，一阵欣喜，书房就叫“梓砚书屋”吧，大局已定，请名家题成匾额，裱挂于室内，顿感增加几分典雅，终于圆了我多年的梦想，其意自然不言而喻了。

责任编辑　阮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