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文热心

去年初冬时节，记者在暖阳中走进炎陵红军标语博物馆。

“向导”是炎陵县委原副书记周新发。他在一本介绍“红标”的资料上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走进那段刀光剑影的历史，聆听‘浴血罗霄’的故事，破解‘边界红旗始终不倒’的奥秘，诠释‘星火燎原’的真谛。”

确实，这些“红标”就像一种密码，解读它们，会让我们知道许多许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1、星星之火最初时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井冈山借用的中国古代名言。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被史家称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起点。那么，起点上点燃的星星之火是如何传递的？

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从浏阳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经江西萍乡、莲花、永新、宁冈，10月到达湖南炎陵（原酃县）的水口。然后从那里上了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而炎陵是根据地对敌斗争的最前沿。

革命火星是那么微弱，随时都可能被黑暗吞噬，甚至一个偶然因素。国民党大部队、地方军阀部队、土豪劣绅武装，还有绿林好汉们，都想灭掉这支“另类”武装，就是百姓也不理解他们！请听当年井冈山老战士的叙述：

“红军创建之初，不仅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把红军当作土匪打，就是在革命队伍内部，对‘朱毛红军这个怪物’，也了解甚少。”

老红军陈士榘将军解放后回忆说：“当时，虽然我们已经改为工农红军，打的是五角星加镰刀斧头的红旗，但部队的服装与旧军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旧军队给老百姓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抓夫、派差，给他们挑东西，拿东西不给钱，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老百姓见到‘丘八’就要跑反，到山上去。说明群众对军队是非常痛恨和害怕的……”

一个现实摆在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面前：“如果不让老百姓了解我们军队的特点，我们便无法接受群众、发动群众，没有群众我们就无法生存。”

如何找到更多的“护火人”，如何聚集更多的“添柴人”？

2、棋高一着是朱毛

搞宣传！其中重要一招是写标语。

井冈山老战士贺学敏回忆说：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三湾村时，他们开始怀疑是国民党冒充的。于是他们就派人去侦察，揭下部队贴的标语……“我们对揭来的标语一看，都是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如‘打土豪，分田地’……落款是工农红军，后来进一步打听这是毛委员的队伍，我们便派人和他们联系。”凭着标语，这支部队找到了同志。

曾当过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令彬回忆说：毛泽东说过，“一支笔抵得上一千条毛瑟枪。我们广大红军战士都学会写标语，我们的挑夫也会写。大家都用竹竿和笋壳子当笔，行军一休息，大家都写。”

担任过宣传中队长的谭冠三回忆说：“每到一地，（毛委员）总要检查宣传队的工作情况如何，对于宣传队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指出来。他检查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给我们上课。他曾经批评过我们写怪字，把‘工’字写成中间扭上一扭，把‘人’字写成加上两点。他讲，你们写的字是给谁看的，工人农民识得多少字？你们写的这些字，工人农民是看不懂的。”

老红军陈茂回忆说：大陇会师时，朱德要求战士学会“三打”，即用枪打、用笔打、用口打。“用笔打就是用笔到处写标语，写我们的主张，要到处写，就是连上厕所也要写。”

甚至行事武将风格的彭德怀，也有着“巧用染料水”写标语的佳话。

标语功不可没，毛泽东自己说过：“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热起来。”

3、红军标语写得欢

炎陵“红标”馆的一个统计表明，解放初期，炎陵县城乡遗存红军标语在一万条以上；标语的落款有101个单位。这表明，星星之火已开始燎原。根据地人多了，枪多了——朱德率部来了，彭德怀率部来了，广西的红七军也来了；地广了，业旺了，红军标语写得更欢了。

写标语成为一种制度，红军各级都有宣传队，有了书写标语的宣传兵。

标语不仅写在纸上，也写在墙上，还写在木板上；不仅有固定的，还有流动的——把写有标语的木板标语放进各处的河流里，让它们随“流水到吉安以及他处去”；不仅有陆地上的，还有空中的，“把宣传品系在灯上听他飞去”；不仅有文字的，也有漫画的，还有歌谣、快板式的……

为写好标语，毛泽东甚至向上级求援要人。1928年11月，他在报告中提出：“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才，请中央和省委送几个来。”

4、革命也有“幼年期”

在“红标”馆，“只烧土豪劣绅的房屋和衙门警署、税收厘卡”、“绝不烧工友和农友的房屋”两副标语让记者疑惑。周新发解释道：这里有个原因。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根据地，指责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委的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并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4月中旬，毛泽东从湘南回师，在酃县中村接见酃县县委书记刘寅生时指出，我们要革命，但不能乱杀人，乱烧房子，对土豪劣绅也要区别对待。湘南特委搞“焦土战略”，结果导致了湘南起义的失败。

因为脱离了群众！

毛泽东及时纠“左”，红四军军部特务连也就写出了这些标语。

周新发告诉记者，他们在收集红色标语时，从一些老人口中得知，当时烧房子成风，有时烧得连红军扎营的房子也没有。这自然很难得到百姓的理解、支持。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是发现错误，纠正错误，驾驭革命的航船驶在正确航道上。这些标语就是明证。

5、张、周都是“标语人”

周新发告诉记者，上个世纪两个炎陵籍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周里，都曾做过“标语人”。

他指着馆墙上陈列的那副“工农专政”标语说，这揭自十都小江村小江边组李家大屋外墙上，这是张平化1932年任湘赣军区第二分区政委扎驻在那里的遗迹。是否为张平化的亲笔，还有待考证。

张平化，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多次在湖南担任省委书记。当时，他在大屋的大厅堂里开办了军民文化补习班，教老百姓识字学文化，还教他们学画五角星的斧头镰刀。他给每个学生都订了作业簿，凡是写得好的、画得像的作业就贴在外面公布栏，让大家跟着学。按照常理，标语也得需他这个文化人来刷。

另一个事实是，正是标语救了张平化一命。记得上个世纪时任副总理的王震来湖南时，与张平化谈起了那个年代的趣事。1932年初夏，县游击大队党代表张平化被诬为AB团分子，命悬一丝，幸被前去执行的王震查明真相，才躲过一劫。原来，王震向任弼时汇报的大致内容是，张平化是个刷标语的，不像AB团分子。

在炎陵的大院农场，至今留有周里写的标语。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周里率游击队在那里坚守。当时，大院一带碉堡林立，哪有革命者活动空间？第二年春耕时，周里计上心来。一个夜晚，他也打起火把、背上鱼篓，下田“抓火鱼”。满垅松火，敌军没当回事。周里和另一位同志在敌人眼皮底下刷起了标语。第二天，敌人发现后，抓了几个当地农民审问，可他们不识字。无奈之际，敌人只好把屋子一烧了事，可墙上的标语是烧不掉的。

6、陈家祠堂标语战

在当年炎陵，不仅武装争夺激烈，军心争取同样激烈。当然，蒋介石不会也没有那个胆量，像毛泽东那样亲自在炎陵中村主持一次“插牌分田”。但是，蒋军官兵也可以做点“表面宣传”。

周新发指着馆墙上陈列的两条“特殊”标语告诉记者，那是揭自县城南桥的陈家祠堂，当时那里是一个红、白“标语战”的阵地。

原来，红军攻取县城后，用土红在墙上写了“优待白匪投诚的白匪士兵”的标语。红军撤出县城后，白军见红军写的标语很有煽动性，便将标语中的两个“白”字用石灰水改成“赤”字，标语变成了“优待赤匪投诚的赤匪士兵”，还在旁边加写一条“只杀赤匪匪首，不杀赤匪匪兵”的标语。红军第二次打进县城后，见白军的做法很省事，又用土红将标语中的“赤”字改成“白”字……“赤”字、“白”字，红军改过去，白军改过来，变了好几回。

不管怎么改，一个事实是，白军中成排、成连，甚至整营的人拖枪加入到红军中，“灭火者”成了“添火人”。

星火最终燎原。

走出“红军标语博物馆”，周新发关于“真谛”的设问有了明确答案：百姓是胜利之本，就看你如何动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