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这些论断我们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们的身上也能得到有力验证，作为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尤其如此。

可以说，没有传统文化的熏陶，很难想象李大钊会成长为一位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献身的共产主义运动先驱。

传统文化塑造了李大钊的担当精神与家国情怀

在李大钊的精神品格中，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与立志振兴民族、国家的家国情怀。自青少年时期，李大钊便以一颗赤诚之心，始终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求学北洋法政学堂时期，他以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座右铭，积极研究中国的局势，大量涉猎各种书籍，并投身到各种活动的洪流中。留学日本时期，他以寻找拯救中国的济世良方为己任，一度因国内局势巨变而选择了弃学归国，参加讨袁斗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积极推行新文化以唤醒民众，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一起撰写了大量宣扬进步思想与文化的文章；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观。从此，为发展壮大党的革命事业，他兢兢业业、呕心沥血，不计个人利益与得失，始终以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为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李大钊这种精神与情怀的形成自然离不开儒家文化对其的塑造之功。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担当精神与家国情怀一直都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历代读书人始终奉行的人生准则。《礼记·大学》中就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宋代大儒张载又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格言；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名言都是这种思想精神的具体体现。这些名言警句李大钊烂熟于胸，并经常写成对联以自勉，或赠亲友。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联，乃李大钊修改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的绝命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杨继盛是直隶容城人，算是李大钊的河北同乡，因弹劾奸臣严嵩被下狱治死。杨继盛为国除奸的献身精神深深影响了李大钊。李大钊的书斋名为“筑声剑影楼”，此乃取自战国末年燕人高渐离刺秦报国的英雄事迹。

传统文化塑造了李大钊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

关心人民疾苦亦是李大钊身上极为重要的精神品格。这种精神品格继承了历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以及民胞物与的人文情怀。自《尚书》即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到孟子更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写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表达了对乱世中民众饱受艰难困苦的同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唐代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更是将民胞物与的情怀在诗作中抒发得淋漓尽致。

受此影响，李大钊自小就对受苦受难的百姓具有一种大爱精神。1919年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一文，向社会揭露了唐山煤厂工人不如骡马的非人待遇与悲惨生活；1924年，当时身在苏俄的李大钊不忘关心上海的童工问题，专门致信《中国工人》报，对童工超负荷与危险的工作以及童工低廉的待遇深表愤慨与同情，并呼吁媒体与社会重视童工问题并予以改进。另外，他在《大哀篇》中写道：“吾民瘁于晚清稗政之余，复丁干戈大乱之后，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亦云极矣。”对当时民不聊生的现状颇为感叹，并抒发了“哀吾民之失所”的伤痛。又有《可怜的人力车夫》一文对北京人力车夫恶劣的生存环境进行了描述，并建议警察督饬车主置办一些必须的装备，以抵御各种恶劣天气；《黄昏时候的哭声》则体现了李大钊对京城乞讨残羹冷炙的难民之同情，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

传统文化塑造了李大钊律己修身的精神品格

李大钊身上还有一种严于律己、修身的自律意识，这也与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中一整套修身学说息息相关。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礼记·中庸》也说：“君子慎独”，《礼记·大学》更是将修身放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凸显了修身的重要性。历代读书人都将修身律己看作为人与成事的先决条件，通观历史上任何一个成大事者，没有一个不在律己修身上下功夫的，宋代的司马光、王安石、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李大钊的一生也是自律的一生，对事业的忠诚，对友朋的诚信与关心，对妻儿矢志不渝的真爱，都是李大钊修身律己的具体体现。其对事业的忠诚不仅表现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还体现为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服务准则。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与经济系教授期间，尽管收入颇丰，但李大钊自己与家人的生活却异常简朴，长期租房居住。他经常将自己的薪水拿出来作为党组织活动经费，并资助贫困学子，以致家中一度出现无钱买粮的窘境。对待朋友，李大钊以诚相待，敦厚有礼，既有很强的原则性，亦能诚恳宽容。当好友章士钊突然反对新文化运动，倒向北洋集团后，许多友人纷纷与之绝交并撰文讥讽，一时间众叛亲离，相当凄惨。李大钊虽不赞同章氏的作法，但他依然对章氏家人施以力所能及之资助，他曾对章士钊夫人说：“行严沉溺太深，吾不能救，但吾何能卸却保护其家属之责任？”1920年，当陈独秀在京遭到北洋军阀监视，随时可能被捕的危急时刻，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只身以骡车为掩护，护送陈独秀出城，直到将其送上去往上海的轮船，他才放心返回。对于妻儿，李大钊给予他们作为丈夫和父亲所有的爱。对于子女，李大钊非常注重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言传身教地涵养他们的品德思想，通过音乐与古典诗词对他们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在传统文化涵养成长起来的伟大革命者。传统文化不仅关乎其精神品格的塑造，甚至影响了其对待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以及其马克思主义观的最终形成。

（作者单位：合肥学院环巢湖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查金萍

202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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