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它地处华东江淮丘陵地区中部，早在两千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商业都会，同时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淮右襟喉，江南唇齿”之誉。虽几经战乱破坏，但在中国城市史中始终保持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或为经济中心，或为军事中心，或为政治中心，几度兴衰更迭。

悠久的城市起源

合肥地区气候温和，土壤肥沃，雨量适中，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据考古分析，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江淮地区活动。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的踪迹更是遍布合肥四郊和辖县，从肥东大陈墩遗址、大城头遗址、肥西古埂遗址等可判断出这些远古居民已经开始定居和聚居生活。商周时期，以淮夷、南淮夷、群舒为代表的方国势力活跃，合肥地区成为中原文化向东南地区推进的必经之地。春秋战国时期是合肥城市形成的关键时期，随着大国兼并战争的发生，改变了江淮流域近千年邦国林立的局面。特别是战国晚期，楚文化东渐，楚国都城迁入淮河流域，合肥成为楚都寿春的后花园，深受楚文化影响，其“县制”在江淮地区得到移植，加速了合肥地区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

两汉时期的“输会”城市

合肥是中国建县历史较早的县份，县名延续了两千多年。两汉时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合肥发展成为南北舟车往来会集，各种货物竞相输会的商业重镇。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除长安、洛阳等全国性的6大都会外，合肥属区域性的“输会”城市。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写道：“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将合肥与寿春并列，称其为经济都会，说明从西汉到东汉的演进中，合肥作为商业都会的地位得到了发展。

这种区域性经济地位的形成与其沟通江淮的发达水系有着密切的关系，水运是中国古代最为便捷和廉价的运输方式，对城市兴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合肥依水而建，因水得名。正是由于便利的水运体系，合肥成为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重要交通枢纽，迅速发展成为全国以转运贸易为主的“输会”城市。嘉庆《合肥县志》载“六朝南北皆倚以轻重，何者？濠寿阻淮而由肥入淮者道合肥，姑熟阻江而由湖亦道合肥也。”

乱世中军事功能凸显

从三国至民国时期，在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中，合肥的城市主导功能逐步由经济功能转向政治军事功能，即在分裂割据的朝代中表现为军事功能，在统一时期表现为政治功能，军事功能贯穿合肥城市发展的整个过程。从地缘政治上讲，这主要是因为合肥位居皖中，地处江淮腹地，襟江带淮，历来是南北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在中国几个大的分裂时期，如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两宋时期，合肥地区大都处于某一割据政权的前沿，或若干对峙政权的交界线上，一时以淮河为界，一时以长江为界。综观历史战例，“自大江而北出者，得合肥则可以西向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而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历来‘淮西有事，必争合肥’”。

区域性的政治中心

自秦汉置县以来，在2000多年的城市发展史，合肥一直是郡、府（州）或县的治所所在地。根据嘉庆合肥县志统计，从秦朝至两晋，近700年的时间里，合肥多为县治所在地；从南北朝后期开始到清朝，行政级别提升，合肥一直为府治或州治所在地，时间长达1300余年，是江淮地区重要的行政中心和军事重镇。新中国成立前，合肥曾两度为安徽省省会，一次是清咸丰年间，省会由安庆迁往合肥，一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安徽省会迁入合肥。因此，从一个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合肥的行政级别是渐次提升的，管辖范围由一县到数县，腹地扩大，行政级由早期的县治向二级甚至一级行政驻地拓展。

除了具有一般府、县的功能外，合肥还承担了江淮流域政治中心的职能。合肥与寿县在政治关系上经历了一个根本性变化：战国至三国时期，江淮地区的政治中心为寿春（今寿县），寿春曾为战国楚的都城，两汉时期九江郡郡治，合肥接受寿春的政治辐射；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由于合肥军事功能突出，曹操将扬州刺史治由寿春移至合肥，提升了合肥的行政级别。自隋开始，合肥一直是庐州府治所，故合肥又有“庐州”之名，长期为地方行政二级或一级驻地，辖县囊括了先秦时期的“巢”、“舒”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合肥成为安徽的省会，区域首府的地位得到了确立和巩固。合肥成为省会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上合肥军事战略地位突出，曾有过省会的经历，具有一定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从全省发展格局来看，合肥位居皖中，对周边地区的辐射拉动作用较为均衡。1958年9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在给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回信中指出，“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合肥不错，为皖之中”。

由沿河时代向滨湖、环湖时代的嬗变

合肥生于水，兴于水，因水得名，因水而兴。合肥因淝水汇合而得“合淝”之名。自汉以降，合肥历经南淝河北岸建城（西汉旧城、三国新城）、南淝河南岸建城（唐金斗城）和跨南淝河建城（宋斗梁城）三个阶段，城址虽屡有变迁，但沿河而建的局面并未改变。特别是宋斗梁城引南淝河入城，河流穿城而过，繁荣了城市经济，“百货骈集，千樯鳞次，两岸悉列货肆，商贾喧阗”。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囿于老城区交通、人员的压力，合肥陷入了发展的瓶颈，合肥人开始思考城市的出路。

发展的突破点仍在于水系，合肥走上了由沿南淝河向环巢湖时代的进级之路。2006年11月正式启动滨湖新区规划，即依托巢湖的生态资源，引湖入城，将滨湖新区打造为城市的副中心；2011年8月，安徽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原地级巢湖市正式被撤销，居巢区和庐江县划归合肥管辖。这更符合历史意义上“大合肥”的概念，唐宋以来的庐州管辖范围均包括居巢区、庐江县在内。通过这次区划调整，合肥真正实现了拥“湖”入城的目标，巢湖成了合肥的内湖，实现了由“沿河”向“滨湖”、“环湖”的三进级，合肥成为一座环拥“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城市。

纵观两千多年的合肥城市史，古代时期的合肥是一座重要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城市，秦汉时期作为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在城市功能上更多地表现为“市”的作用；隋以后更多的表现为“城”的作用，即作为封建统治的中心而存在，历史分裂时期叠加的军事功能使其政治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新中国成立后，合肥省会地位的确立使其获得了新生和蝶变，合肥由一座消费型城市发展成为创新型城市。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安徽时指出，“合肥这个地方是‘养人’的，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人才，是创新的天地。”经过近七十年的发展，合肥已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不仅具备了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更走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涵发展之路。

2019-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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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361450http://192.168.0.117/hfrb/pc/content/201901/08/content_36145.html1合肥城市发展的千年变迁/enp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