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北大校友刘震云，2017年7月1日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致辞上说道：“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北大，那可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学霸”成群的地方，而刘震云却说，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

刘震云说：“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

“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人们并不感到意外；而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这倒引起同学们的兴趣。这“两个特别好的导师”是谁？请听刘震云慢慢道来。

刘震云深情地说：“一个是我的外祖母，我外祖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她不识字，她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都是个明星，如果她要演电影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如果踢足球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就是杜兰特，如果跑百米就是博尔特。但是她一辈子都在这里。她的个子只有一米五六。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她割麦子是速度最快的，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也比不过她。”

姥姥晚年的时候，刘震云跟姥姥有一次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我只要扎下腰，我从来不直腰。你想，直第1次腰的时候，你就会想直第10次、第200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时候割得比别人更快一点。”姥姥不是比别人快，而是像鲁迅先生说的：“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了。”姥姥因为不直腰，不停歇，才显得比“一米七八的大汉”割得更快一些。

刘震云说：“我有个舅舅，是一个木匠，他小时候出过天花，脸上有一些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所以渐渐我们周边就没有木匠了，就剩刘麻子一个人了。所有的木匠说刘麻子这个人毒，所有的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子特别好。”

刘震云跟舅舅有一个炉边谈话。刘震云说：“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舅舅这样说道：“别人说你毒、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一个好木匠，唯一使我能成为好木匠的是：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我比他做得更好。”

舅舅说，“你只花六天时间还不是一个好的木匠。我是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闻做木匠活刨出来的刨子花的味道。”舅舅又说：“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也当不好木匠，有时候我会有恍惚的时候，就是当我看到一棵树，我看到如果它是一棵松木，是一棵柏木，是楠木，我就想，这要是给哪家姑娘出嫁时打个箱子该多好；如果它是一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

于是，我想起那位值得人们尊敬的笨作家汪衍振先生。

汪衍振先生是一个名作家。在一个充满浮躁的社会，汪衍振用平均每天只有130个字的“慢速度”，完成了《曾国藩发迹史》《李鸿章发迹史》《左宗棠发迹史》三部历史小说。写成这三部小说，他竟先后用了21年之久。对此，有评论家指出：这三部历史小说，都经得起推敲。于是，汪衍振成为2011年度最受关注的作家，并同时被媒体誉为“中国最笨历史作家”。

对“中国最笨历史作家”这个说法，汪衍振颇为认可。在长达21年漫长的创作中，他每天除最基本的生活外，就是埋头查阅资料、核对史料、读书、写作。有时为了核实一段史实出处，他能从夜晚一直工作到大天亮，有时竟慢到一天只能写60多个字。汪衍振说：“说我是中国最笨历史作家，我不仅不生气，反而觉得不错”；在汪衍振眼里，“笨”是一种肯定。

我想起了胡适先生的一段名言：“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数人”。这与刘震云先生面对精英、面对学霸说的“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只有静下心来，安心做事，安心做学问，才是最重要、最要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