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气质，一条河有一条河的神韵。

蜿蜒东流的惠济河，发源于古都开封西北黄汴河口，向东南流经杞县、睢县、柘城、鹿邑，在安溜集进入亳州地界，于谯城两河口入涡河，全长约140公里。这条河古时称泓水，唐宋时代称汴河，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重获疏浚，皇帝赐名为惠济河，取“恩惠济加”之义。《史记地名族名词典》介绍：“泓水，濊水右岸汊流，睢县南分出，东南流至鹿邑，东入涡水（今涡河），即今惠济河。春秋时，分属宋、陈二国。”印证了泓水即是惠济河童年时代名字。

这条名不见经传的潺潺河流，却与春秋时一场著名战役紧密相连，并派生出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

宋襄公是宋国第20位国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了宋楚泓水之战过往：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大意说，宋与楚在泓水作战（今谯城与柘城之间），宋军已摆好了阵势，楚军还在过河，宋大臣对宋襄公说：“楚兵白天渡河，骄傲自大，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趁敌军渡到一半的时候，请下令进攻他们。”宋襄公说：“不行，我们是仁义之师，敌人渡河还没结束，怎么能进攻呢？”等到楚军上岸，乱哄哄排队列阵的时候，大臣又请求下令攻击。宋襄公责备说：“太不讲仁义了吧，人家队伍还没整好，怎么能打呢？”等楚军准备充分，宋襄公下令打鼓进攻。由于楚军士气高昂，人数众多，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被箭击中，受了重伤，卫队为了保护宋襄公全部战死，宋襄公在大臣的拼死保护下，狼狈逃回国都商丘，第二年（公元前637年5月），宋襄公伤重而死。

此战之后，油腻的宋襄公，以死守教条、抱残守旧的文学形象走进了中学语文教材，诞生了一个成语“宋襄之仁”，他与《韩非子·五蠹》中的宋人“守株待兔”一同成为令后人会心一笑的反面典型，变成国人永恒的记忆。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告诫人民要分清敌我，对凶残的侵略者不能讲仁义，不能讲仁慈。”宋襄公成了迂腐的代名词，贻笑千古。

泓水之战，宋国完败，从此一蹶不振，国力渐衰，国人责怪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却辩解说：“君子不重伤（君子不攻击已经负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俘虏年龄大的敌人），不鼓不成列（不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宋襄公不尊重实际，拘泥陈旧教条，导致悲惨的失败，雄辩地证明教条主义害死人！

按理说，对宋襄公的评价已经无可争议。可近年来，关于宋襄公讲究仁义，具有绅士风范，是体现贵族精神的说法，此起彼伏，逐渐多了起来，实在让人费解。打仗的目的是什么？是取得胜利，是消灭敌人，而不是被敌人消灭。如果怕伤害敌人，不如举手投降算了，还打什么仗呢？这不是一个朴素浅显的道理吗？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还是《淮南子》说得好：“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宋襄公悲剧的根源，在于食古不化，脱离实际，僵化自赏，不听善言，放在今天的语境里他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集大成者；一而再，再而三拒绝合理建议，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宋襄公诸如此类行为，古人早有中肯的评价，司马迁在《史记·孔子家语》中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向老子请教，老子对孔子执着于旧礼法不以为然，直言不讳地批评说：“你所说的礼，倡导者的骨头早已都化为泥土了，只剩下片言只语。况且君子应当顺应世势，时机来时就出仕为民，不得志时，不妨像蓬草那样随遇而安。”老子的话，实则充满了辩证法思维，一切工作要符合实际，顺应潮流，不能保守，又不能僵化，要与时俱进。那种因循守旧，刻舟求剑的人，同宋襄公一样，成为后世的镜子。

时光荏苒，白云苍狗，千年转瞬而过，如今古战场沉没在历史尘埃之中，已无迹可寻，春秋烟尘风吹云散，恍若旧梦，唯有惠济河带着那个故事穿越一个又一个朝代，流向未来，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