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大概是9月初，在同学朱荣华家，无意中看到《芜湖报》上刊登的一则关于该报社将举办新闻业务学习班的消息，细看，条件很宽松，全市各企事业单位“有一定文字基础、爱好新闻者”均可报名，而且“欢迎”在报刊发表过作品者。

自小喜欢写写画画的我，一下就心动了。小学四年级时，作文《记一次建校劳动》因语言生动获班主任张老师好评，并作为范文在四、五两个年级巡回讲评，从此有了“不能写差了”的自觉，进而激发起对写作的浓厚兴趣，也从此，作文渐成“强项”。那时没有“双休日”，老师会在周日布置写一篇作文，我周一交的作文簿里往往是两三篇。每次老师基本都会打90分、95分，也总会给我一些称赞的评语。读初中和高中，我被校学生会和团委聘为通讯员，还在全市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过二等奖等。最拉风的是，我的作文《柜台里的老师傅》被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鲁昌安用整整一堂作文课的时间，详解细评、高度赞扬。此后，我鼓起勇气，悄悄将此文投给《芜湖报》，还想着“文学之路必经风雨”，取了个看上去很显女孩子气的笔名“肖雯”。没想到，很快，此文几乎原封未动地被刊登在1982年12月30日的《芜湖报》4版头条位置。这不仅是我生平第一次发表作品，听校领导说我还是学校建校几十年间在地级市党报发表作品第一人，当时很是轰动了一阵子。然而，也正因为此，在数学上总不开窍的我，偏科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高考落榜。

凭着这点现在看来很微不足道的基础，我去报社报了名。不记得具体过程了，也不记得考试了没有，反正最后是从父亲嘴里获知被录取的消息和去学习班报到的日期。因为，学习班是面向各单位的，报名必须有单位的介绍信。我跟父亲说了，他很支持，转天就从单位里开回一张介绍信，“证明”我是铁路化鱼山车站的扳道员。

记忆中，学习班发了几本书，有新闻教材，也有作品汇编，都是大学里用的。然而，报社并没有拉开架势、铺开摊子，集中授课只有一个半月左右时间。授课也非成天上课，而是每天上午大半天时间，由报社领导和资深编辑记者分别“轮流坐庄”，既介绍彼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与政策，又教授新闻写作的技能与诀窍，都是亲身经历、来自实践、有感而发。这段短时期、速成类的学习，对我日后从事专业新闻工作，倒是打下了一定的理论根基。

具体负责学习班的，也是担任主讲老师的，是经济组一位叫荣玉芬的“老新闻”。她当时50岁上下，个头不高、满面慈祥、满口京腔。从她的讲课和讲述中，我们得知她上世纪60年代中期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妥妥的科班出身，当过《山西日报》记者。后随爱人工作变动调至芜湖，在芜湖钢铁厂负责宣传工作，在《芜湖报》复刊后重回新闻战线，是当时报社里为数不多的“老资格”。

集中授课结束后，报社组织安排实习采访。我和另一名学员郑绪霖被分到青阳县。当时，青阳县和九华山管理处刚划归芜湖市管辖，路途最远，但我和老郑还是很愉快地去了。去之前，荣老师明确让我们主要采写有关“两户一体”的稿件。

“两户一体”，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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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万元户，经济联合体。上世纪80年代前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农村包产到户的逐步推进，“两户一体”成为新事物、新名词。那个时候，“万元户”可了不得，有很多“城里人”都觉得遥不可及。当时“两户一体”的数量多不多、势头好不好，是体现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记得是1984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夕，带着对“见习记者”的满满自豪和对“两户一体”的浓浓兴趣，我和郑绪霖乘长途汽车到了青阳县县委宣传部，因已事先接到报社电话通知，我俩凭着实习采访介绍信，开具了一张制式介绍信。这张介绍信让我记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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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是“各单位”，落款是“中共青阳县委宣传部”，内容是“兹有芜湖报社郑绪霖、闻伟弍同志前来采访，请予以接待为盼”。这简单的一句话可不简单，一下子模糊了、实际是改变了我们的身份，从见习记者变成正式记者了。说它没毛病吧，确与我们的身份不符，说它有毛病吧，又没说我们是记者，接待者自己体会吧。不服不行。到现在，我还佩服这名开介绍信的宣传干部的老道。

自此，搭三轮、坐小船，进企业、入农家，上高山、下河滩……记忆中，我们俩先后在县城元宵节灯会现场、陵阳乡、东堡公社、九华山武警中队等近10个公社(乡)的20多个生产大队、企业、农户、部队等基层一线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采访。其间，体验了“爬上黄石溪，要湿三套衣”的艰辛，分享了“勇敢迈大步，万元才起步”的喜悦，听到了“只要政策不变，农民致富不愁”的呼声，当然，也碰到了“党报记者要为我做主”的难题……从中，对记者这一职业及其职责，我开始了追求和思考、树立了尊崇和敬畏。

采访10多天，写稿10多篇。实习采访总体顺利圆满。回到报社后，我和郑绪霖采写的稿件，在荣玉芬老师和经济组另一位老编辑周树卓老师等人的精心修改打磨下，基本上都在报纸一、二版上用出来了，有几篇还在二版头条刊发，其中通讯《击鼓岭上鱼畅游——青阳县将军大队发展养殖业散记》在二版头条见报后，还受到时任市委宣传部领导彭少雄的表扬，说报社同志不怕吃苦深入基层，抓住了“活鱼”，对全市在高山地区发展多种养殖有指导作用。

学习班结束后，仅我和郑绪霖两人被留在经济组继续实习，经常担负采访任务。在这期间，我又熟悉了叶石林(上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生，编发我的处女作《柜台里的老师傅》的编辑)、周祥鸿(后任《芜湖日报》副总编辑)、江湘洪、佘俊，以及后来调《中国青年报》的胡野秋等当时在全市鼎鼎大名的编辑记者，并在他们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下，捕捉新闻和采写稿件的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对新闻的敏感性则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

当时的《芜湖报》是周三刊四开小报，显然不能适应形势任务的需要，正在筹划改为日刊对开大报，也正在酝酿选调一批新人。在报社当了大半年见习记者的我，不能说就一定能留下“转正”，但努努力也不是没有希望。然而，那时我已有了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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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那段时间真是一心想当兵，总想着去体会一下当兵的滋味。当时部队干部政策已调整，不是军校毕业当不了干部，在部队留不下；但又听当过兵的亲戚说，部队需要且重视“能写的”，也许有发展机遇呢。于是下定决心，大不了当三年兵退伍，回家反正可以安排工作，保底到父亲所在单位，进铁路，当真正的扳道员，再重头干呗。于是，带着别人不解的眼光，我告别了《芜湖报》，告别了报社领导和编辑老师们，带着他们的祝愿和祝福，踏上了从军之路。

没有想到的是，“记者当兵”，让我从乘上江轮到换乘海轮，从五夫新兵营到海岛南韭山、从守备部队到特战分队，从宁波军分区党委首长到浙江省军区机关部门、从部队官兵到地方媒体，一路受到特殊关注和关爱，一直受到特别培养和锻炼——不论单位怎么变，不论职务怎么变，就是一件事，写稿，写稿，写稿。终于，在进入芜湖报社新闻业务学习班的7年后，我被调入南京军区政治部，由一名地方党报的“见习记者”，最终成为了一名军区党报的“军事记者”。

又一个记者节，在这个平凡而又特殊的日子，借这个机会回首来路，感谢、感激、感恩所有关注、关心、关怀过我的人，尤其是引我入新闻殿堂之门、助我起新闻事业之步的当年《芜湖报》及报社领导和编辑老师们！

（注：闻伟，现为部队媒体人，大校军衔。新闻生涯起步于芜湖日报，本文为他回忆当年在《芜湖报》工作时的一些往事。）

闻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