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半斋”，是俞晓群先生的书斋名，《两半斋随笔》，是先生以书斋之名，命其书名。书名，听起来似乎很“闲适”，其实，所记内容，却非如此：不仅不“闲适”，而且还很沉重，很深厚。

文章内容，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写出版人（家），二是写文化人（学者、读书人）。

作为知名的出版人，写“出版人”，自是俞晓群文章的“重头戏”，如《张元济：老商务的知识分子传统》《邹韬奋：大众的文胆》《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陈原：诞辰一百周年祭》《沈昌文：沈公杂说》等。这一部分文章，写得有力度，有高度，有恢弘的气度。

书写这些著名的出版人（家），俞晓群，总是把人物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进行阐述、评价。从大处着眼，择其要而述之，着眼于奉献、人格、社会影响、历史意义等，避免了以“逸闻趣事”见长的通俗路子。他展现的，是一种大格局，是每一个人在现当代出版史上的定位。正如沈昌文先生，在该书的“序”中所做出的评价：“他在书中讲了许多位中国的大出版家，研究他们的活动、主张，实际上是部中国近现代出版思想演进史。”言之恳恳，诚然不谬也。

我们不妨列举几例。

如，写张元济，俞晓群对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价值，或者说“意义”，作了如此评价：“百年以来，人们对商务印书馆的理解愈加深刻：有民族危亡的文化抗争，有东方乌托邦社会形态的探索，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主义追求，有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旗帜，还有现任商务印书馆老总于殿利重重的言辞：‘商务不仅仅是商务人的商务，它承载着中国几代出版人乃至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追求。’”真是见得功夫，见出高度。

具体到对某位出版人（家）的评价，俞晓群常常是在胪陈事迹、贡献之后，对其作出高度的概括性评价，他不是“架空而评”，而是以实绩作为铺垫，让人心服口服。陈翰伯与陈原，同为出版名家，但又各有特色，各具性情，俞晓群的评价是：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他有政治之谋略，有大将之风度，善于擘画、制定宏达而长远的计划，能够借助出版，引导文化潮流；而陈原，则是更注重工作的具体性，工作作风严谨，一丝不苟，尤其是对于出版的语言要求——当然，这与他的“语言学家”身份，是密切相关的。寥寥数语，把两位出版家的“个性特点”，作了精要概括。

而自身，作为出版人，俞晓群写别人，也写自己——写自己出版的“酸甜苦辣”。如出版之初，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重重困难，以及出版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繁难问题等等。

不过，书写自己的出版，我从中更看重的，还是俞晓群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他的个人品格，他的出版理念，他的思想境界等等。我们不妨看下面两个实例：

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俞晓群的夫人，前去许渊冲先生家接洽出版工作，俞晓群则充当夫人的司机。面谈出版事宜，当许渊冲提出要出版“文集”时，俞晓群夫人却说：“您希望出版《许渊冲文集》，我还要回去汇报，看能否立项，社里项目多。”言下之意，踌躇难定。俞晓群在文章中写到：“我再也忍不住，打断他们的交流，递上我的名片。我说，我是海豚社社长，也是外文局下属的出版社，许先生的文集或全集，如果外文社排不上，我们海豚来做。”此等话语，掷地有声，急人之所急，真是有“侠客”之风范。见得出俞先生性格中的率直、正直、正气。

出版界，有许多前辈，而对前辈的态度，也彰显着作为出版人的俞晓群的人格修养和思想境界。看看他心中的沈昌文吧：“在我的头脑中，始终有那样一个观念根深蒂固：即使沈公老了，即使他不能亲自上手了，即使他没有能力给我们出主意了，我也还是要请他坐上座。这是他的造化，也是我们的造化。”其言凿凿，其情殷殷，对老一辈出版家的尊重，溢于言表。这也恰好，彰显出俞先生个人人格的伟大，和精神的崇高。

除了写出版人，俞晓群还在文章中，写了众多的读书人，更确切地说，是知名“学者、文化人”（不是普通的读书人），如：历史学家李学勤、翻译家许渊冲、画家黄永玉、旧报刊研究者谢其章等等。

阅读这些文章，撇开他们的“伟绩”，我更喜欢俞晓群那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人物评价，如对李学勤的评价：“李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他为人礼貌热情，知识面极广，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也没有一点官气和霸气。”而对许渊冲的评价，则是说他，具有“至善粹然的学问，至纯无暇的情操，至朴无华的心性”。这些评价性语言，言简意赅，入骨入髓，切中人物的本质，真是要言不烦——短短几句，即使人物形象熠熠生辉。何以会如此？要在于“知”，因为对所写人物知之甚“深”，故尔，对其评价，也就能“切中肯綮”。

俞晓群文章的语言特点，常常是因文（内容）而异：写出版名家的，大多沉郁、深厚，文化思考性强；而写文化人的文字，除了真挚、中肯外，又时有活泼、幽默之笔，例如写著名画家黄永玉，就仅仅选择了黄先生生活中的几个“有趣”片段，于跳脱、通达中，彰显一份幽默与诙谐，读来亲切，可人，饶有风趣。

《两半斋随笔》

俞晓群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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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来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