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忙得不得了，忙得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这种有福的人物，我曾替他们取了个名字，叫‘箭垛式的人物’；就同小说上说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胡适如是说。被胡适赞为“年轻有天才的人”的钱锺书又何尝不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呢？

近日，安徽作家钱之俊推出了他的第三部钱学专著《钱锺书琐话》，通过对一系列新旧材料的钩沉、梳理与重述，如抽丝剥茧一般，把射在钱锺书这个箭垛上的很多箭都给拔了出来。这些箭，换言之，就是从钱锺书生平事迹中衍生出来的传说或神话。

《管锥编》《七缀集》等钱著里大量的多国外语引文和注释，很容易给人留下“他精通多种外国语言”的深刻印象。于是，就有人将钱锺书、杨季康夫妇视为希腊神话里的地狱三头犬，每个头各说一种语言，“每星期轮流讲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免生疏，所以出口成章，咬音正确，把洋人都吓坏了”。钱之俊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梦话”，然后征引钱锺书的自白——“弟法语已生疏，意语不能成句，在家与季康操无锡土话。”此番话语轻而易举地打碎了这类“以讹传讹的神话”。

上世纪90年代，有人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魔镜里的钱钟书》，其中向壁虚构了许多所谓的钱锺书轶事。例如，胡适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偶遇钱锺书并与之亲切交谈，钱锺书在家模仿小学生字体投稿评论电视剧《西游记》，等等。诸如此类玄乎的传说，钱之俊颇不以为然：“这是在没有实据的情况下，小说家们的臆想胡猜，而不是纪实的、严肃的人物研究。”言外之意，他做的则是纪实的、严肃的人物研究。

坐于朗月清风之中，一口气读完《钱锺书琐话》，意犹未尽。此书图文并茂，而且互证互补，把多年缠绕于钱锺书身上的各种江湖传闻和人造神话一一戳破、剔除，最终果然还原出了一个纪实的、严肃的、鲜活的“大学者兼小说家”的人物形象。

现实中的钱锺书，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书虫，一个忧世伤生的文人，有时还是一个痴气旺盛的“顽童”。在致朋友的信中，他坦陈心曲，说自己“名心未尽除”“喜欢生活在一种既不被完全遗忘也不处在明暗交界处的那种相对朦胧的状态”之中。在待人接物的时候，他也有着“社会人”的一面，诚如比钱锺书小14岁的江苏同乡卞孝萱所说：“我从大量的现象中，领悟到钱锺书的一个特点：在信札中，他常常对人谦恭；而在著作中，笔下毫不留情。前者是他的处事之术，后者是他的治学之方。”

毫不留情到什么程度呢？卞孝萱曾以“尖酸刻薄”四字概之。后来，杨绛这样辩解道：“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锺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转念一想，这也正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就难处，几乎所有的人都逃不脱这“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公式。其实，完全可以借用《浮生六记》里陈芸说的一段精彩对话来作出更有意味的解释：“《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沈复报以一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这剥肤见骨的妙语刚好能移评《围城》和《人·兽·鬼》，乃至钱锺书其他学术著作的尖薄之处。

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先生认为：“之俊的钱锺书研究，大体属于传记研究，他能及时整合最新史料并提出自己的判断，给人很多启发。”前一本《晚年钱锺书》是如此，这一册《钱锺书琐话》也是如此，而且还多了不少后出转精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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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赶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