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亲都是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我父亲季经龙,江苏泰兴人,1921年生人,属鸡,高小毕业。他的理想曾经是做一名艺术家,高小毕业后一度离家去苏州报考美术学校。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新四军。那是1940年,由于有文化(高小毕业在当时已属难得),被分配到军部电台工作。但他对艺术的爱好,丝毫未减,在战斗工作之余画了不少速写,但留下的很少。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就曾见过一本这样的速写册,是他自己装订的,纸张已经发黄,画的多是一些景物和部队生活。1983年,父亲离休后,又重新拿起画笔。我弟弟曾评价说,老爷子画得挺不错,只是缺乏专业训练,功力稍差点。我弟弟季红跃是大学美术专业毕业的,曾在全国美展多次获奖,并在第十届全国美展(建国后每五年举办一届的全国最高规格的美展)上拿过银奖,这是安徽迄今为止在全国美展上获得的最高奖。我父亲特别喜欢这个弟弟,除了因为他排行最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把自己未能实现的艺术梦寄托在了我这个弟弟的身上。
我母亲原名贺凤英,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贺志健,江苏丹阳人,1928年生人,属龙,也是高小毕业。她家里的成份是破落地主,为此她感到很不光彩,一直讳莫如深。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她填的一份表格,才知道她的成份,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在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中,地主是一个坏名词。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弟妹,不知怎么传到我母亲耳中,她大为光火,先是纠正我讲错了,她的成份不是“地主”,而是“破落地主”,好像后者比前者要好一些;尔后又指责我不该翻她的东西。那次,她发了很大的脾气。其实,她冤枉了我,这张表是她自己不小心落在桌上的,并不是我故意翻的。
我母亲1945年参加了新四军。据母亲回忆,在学校期间她读了不少进步小说,像巴金的《家》等,思想上要求进步。当时,她们学校的一个老师是地下党,名叫张卿。在这个地下党老师的引导下,母亲和她的一些同学秘密投奔了新四军。虽然,我父母都是新四军老战士,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役,但我从心里对他们并不十分佩服。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太过平凡,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事迹,也没有多少激动人心的战斗故事。他们甚至没有冲过锋陷过阵。小学时,有个同学的爸爸来学校做报告,拉开衣服,身上布满了刀疤枪伤,赢来了一片掌声和惊呼,让我们崇拜不已。可我的父母身上连一块伤疤都没有。有一次,我说起这事,我母亲笑着说,你哪懂电台的重要性,可比冲几次锋,杀几个敌人重要得多。
父母的老战友多是从事通信工作的,有时从外地来,到家里吃饭,大家谈起往事,也大多与电台的工作和生活有关。据我母亲说,我父亲的技术很好,在军部也是很突出的,很早就当上了通信参谋。有一次,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回来,我父亲对我说,李白(即电影中李侠的原型)的电台出事后,延安曾指示军部电台就近联络他的呼号。由于事情重要,他亲自上机,连续几十个小时,始终未联络上,这才向延安报告。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到杭州去疗养,恰好李白的夫人也在那里疗养,讲起这事才知道,延安当年要他们联络的电台就是李白的电台,当时李白已经被捕了。
我父亲1992年因病去世后,我母亲显得十分孤独。但她喜欢静,不愿和子女一起生活。我妹妹原打算和她住在一起,可住了一段时间,她就嫌人多吵闹,最后还是一个人生活。我和弟妹轮流去看她。那段时间,她常常会向我们聊起过去,聊起当年在部队上的事。
有一次,我回家,看到母亲坐在桌旁写什么。一问才知道,《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向全国通信兵老战士约稿。一些老战友也来信让她写点回忆,为通信兵史提供点资料。她把约稿信和老战友的来信拿出来给我看。我一看约稿信,最早的一封时间是1989年9月11日。那时,我父亲还健在,而且有些来信是写给我父亲和母亲两人的。我问她,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才写。我母亲说:“那时你爸爸还在,我也没想那么多。现在他不在了,我就想写一点东西,为他留点回忆。”听她这样说,我心里一热。我知道她在思念我的父亲。他们这一代人表达感情总是很节制的,许多感情常常放在心里。我当即表示,这个值得写,你写好后,我来帮你润色。母亲听了很高兴,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她又把这事搁置了。我问她怎么不写了。她说:“人老了,眼睛不行了,手也不灵光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帮我写吧。”我说好啊,这事不急吧。她说不急。就这样,一拖再拖,转眼好几年过去了。没想到的是,2013年,我母亲查出了胃癌。本来好好的身体突然一下子垮了,这是我们根本没有料到的。因为她的身体一直很好,除了一些老年常见病,基本上没什么大病,尽管那一年,她已是85岁高龄,
母亲去世后,当我看到这套《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时,突然想起当初对母亲的承诺,便感到很后悔,也很难过。其实,写一篇回忆,对我这个长年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来说并非难事。可我却忽略了,如今想弥补也来不及了。
回到家中,我专门抽出时间来翻阅起那一本本《选编》。《选编》是内部资料,已经印到第七辑。纸张、印刷都很粗糙。其中有一本《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干部名录(建国前部份)》,是1990年7月编印的,居然是用老式打字机打出来并油印后装订成册的。《名录》中有些人的名字前用铅笔打了勾,不知是父亲打的,还是母亲打的,我想,这些打了勾的可能都是他们认识的战友。在《选编》中,有一些回忆出自我父母老战友的手笔,他们在回忆中也提到了我的父亲母亲。看到这些,我就更后悔了,深感没能帮我母亲完成她的心愿。不过,从那些发黄的纸张中,从一篇篇回忆中,我对通信兵有了重新认识。他们其实很了不起,虽然没有面对面地与敌人作战,但许多指挥千军万马的指令都是通过他们的手指发出去的。而他们所经历的艰苦,面临的危险、困境,以及付出的牺牲,也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尽管他们的事迹不显山、不露水,也很难惊天动地,但他们的作用毋庸置疑,他们的贡献也有目共睹。这其中有许多感人的事迹,而我的父母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为此我感到无比骄傲。
于是,我下决心要写一写我父母的生活,写一写关于通信兵的生活。
于是,便有了《最后的电波》这篇小说。
本文系该书序言
《最后的电波》
季宇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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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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