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徽之，字子猷，大名鼎鼎的王羲之的第五子。向来以卓荦不羁著称，对政治毫无热情，然而由于门阀政治以及琅琊王氏的地位，东晋朝廷无论如何也得给他一个职位，再加上桓温与殷浩争斗时王羲之周旋其间，桓温为报答王羲之，让王徽之去做了参军。

王徽之在桓温幕府整日蓬头垢面、衣冠不整，也不事政务。后来转到桓冲门下任骑曹参军，依旧放荡不羁，《世说新语·简傲》：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上司来视察工作，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想了想，回答不知道，但是看到有人牵马来，应该是马曹吧。上司又问有多少马？他回答自己从不过问马，哪里知道数量呢。再问马死了多少，说到自己都不知道活马的数量，怎么知道死了多少。也就是东晋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纵容如此放诞不羁的性格。

桓家以军事实力著称，向来有着积极朴素的传统，“兵家”以实用性为重的处事方式自然与以王家为代表的文人名士高蹈飘逸的习性水火不容。但即使在桓家，王子猷依旧能凭借自己的率性找到知己。这个人就是桓伊。《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王子猷在路上碰到桓伊，两人素昧平生，王子猷得知是桓伊就派人传话，听说你的笛子吹得不错，来给我吹一曲吧。桓伊当即下车坐上马扎，拿起笛子就吹，吹完上车就走，两人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桓伊是参加过淝水之战的武将，官职比王子猷高出一截。下属让长官为自己吹笛，放在别人身上是无礼僭越，甚至是蓄意侮辱，但王子猷不同于别人，桓伊早就听闻他率性放旷的名声。于是一边不拘礼法直接邀请，另一边不以为忤当即演奏，在两个率真高蹈的灵魂面前，一切世俗礼仪和语言都是多余的。此则最动人处并非二人无视官场上下尊卑，而是纯然通过艺术进行心交和神交的玄妙状态，这场交流完全由艺术冲动造就，兴尽则止。“不交一言”的率性背后是抛却世俗礼法的、对艺术与美的纯粹追求。

然而，要说古往今来随性任情达到的美学极致，还要看下面的故事。

还是《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开头一连串短句迅速把读者带入千年前那个雪夜，王子猷醒来发现置身于一片纯白中，此时他已弃官归隐，《招隐》对清高的歌咏、对世俗的厌弃正符合他此时的心境，他不由想到同样超凡脱俗的隐士戴逵，于是连夜乘船拜访。雪夜行舟，是怎样一幅孤独的画面呢？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场旅行纯粹出于情绪而非目的。寥廓的雪夜是情兴之始，这份独立于天地之间的彷徨与寂寥在似梦似幻的行舟途中无疑进行了发酵乃至到达顶峰，至于天色渐晓，这份只有雪夜才能孕育出的情致已经消化殆尽，访友的意义已在过程中得到实现、或者说访友的情绪已在他与自然和自我的对话中得到满足。见戴本不是目的，访友这一行为本就出于单方面的自我体验和情感宣泄的需求，戴逵只是因其隐逸之名成为这种情兴的一个大致流淌方向。

“雪夜访戴”最大的美学价值是在结果前的戛然而止，从而赋予过程以不同寻常的意义。情兴无关结果，生命也同样如此，目的性会指向功利与实用性，人生一旦有了目的就有了束缚，只有舍弃对结果的追求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

。钱穆先生评论道：“至如子猷之访戴，其来也，不畏经宿之远，其返也，不惜经宿之劳，一任其意兴之所至，而无所于屈。其尊内心而轻外物，洒落之高致，不羁之远韵，皆晋人之所企求而向往也。”

对王子猷而言，生命的意义就是如此，无关结果而关乎过程，无关乎功利而关乎审美。“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情之所至、兴之所止，于是站在友人门前，王子猷转身而去，带着令世人不解的情兴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极致的美学烙印。

冯逸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