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本文凭，一本新闻专业文凭。对于我来说，这薄薄的一纸文凭，得到它，却并非易事。

那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事了。当时，我在有色公司的一家矿山企业上班。工作之余，我爱铺开稿纸，写一点诸如歌词、歌曲、散文、随笔以及新闻等东西，且多被媒体及刊物发表、采用。

一晃到了1984年。初夏时节，我们有色公司文艺宣传队代表铜陵市，来到省会合肥，参加“全省职工创作歌曲大赛”。而铜陵市的这台节目，几乎大半都是我所创作。结果，我的一首词曲作品《开采》，获得了全省一等奖。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凭着这些创作成果，我被调进了一家十分红火的企业，从事企业宣传和新闻工作。

那时候，在党和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精神感召下，全国出现了“文凭热”，各类如夜大、电大、函大及补习班等办学机构层出不穷。当时，我也曾想到要继续深造拿文凭，可一想到自己的底子薄、离开学校时间过长和工作、家务繁忙等，也就悄悄地打消了这些念头。

然而，在我的许多稿友、朋友中，他们正在就读或准备报考这些成人高校。有的人则很中肯地劝我，参加系统的学习，接受更多的知识，对于今后的工作或者创作必将大有益处。适逢1985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设首届新闻专业，于是，我就和几位朋友一起，相约去电大铜陵分校报了名。

报名容易考试难。考试结果，我仅以“自学视听生”的资格入学。

“自学视听生”，不怎么好听，但我知道，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一门课一门课的过，届时只要拥有足够的学分，就能够正常毕业并拿到毕业证书。

“一门课一门课的过”，说起来容易，可在实践中，做起来真的太难了！

为了不影响工作，厂里决定，我必须以半脱产的形式参加学习，即每天上午工作、下午学习。当时，我们宣传部门的领导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即便每天只有半天时间工作，但每年必须带领全厂通讯员，在市级及以上媒体发稿达三百篇次。于是，每天上午，我或跑车间、跑厂部，找线索、深入采访，或趴在桌上，注意力高度集中地写稿子。这样，读电大三年，我没有影响工作，竟然每年都能完成三百多篇次的发稿任务。

工作累，学习更苦。每天下午和晚上，我都需在书海中苦苦挣扎。春、秋、冬天还好，遇盛夏时节，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那时没有空调，只有电扇能帮助人们消暑降温。白天汗流浃背地在办公室写稿，每每都将毛巾弄湿，垫在小臂下的玻璃板上，这样，才不至于把稿纸弄湿；晚上在家学习，必须打来两桶水，将双腿插进水桶里，才能躲避蚊虫的袭扰。至今想来，那滋味实在很不好受。

电大有着很严格的考试制度，每次期末考试，每个考场至少有两名老师监考。我记得，那次《现代文学》考试，竟然有着4名监考老师在考场内转悠，就连上厕所，都有老师不远不近地跟着，生怕有考生作弊。那时，几乎每次考试都有几名考生因作弊而被取消学分。

课程多、任务重、监考严，对于每门课来说，若想每次考试都能够一次性通过，那也是不容易的。仅以必修课《中国通史》为例，厚厚的两大本书，上下五千年，其中的年代、人物、事件以及其在历史上的意义和所占据的地位等等，简直多如牛毛。结果，每次考试，其他的课程多数都能一次性通过，唯独《中国通史》，第一次考试成绩是53分、第二次考试成绩是59分，接连两次“红灯”高挂。后来，有人给我支招：读书，特别是对待像历史那样的课程，光靠死记硬背是不行的，还要讲究方法，把书越读越薄，这样，记忆起来就方便多了。

照此操作，再加之持之以恒的努力，到了第三学年期末考试补考《中国通史》，我居然一口气考了78分！拿到成绩单时，我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样，1988年夏天，我也跟多数同学一样，按时毕业，如期地拿到了电大新闻专业红彤彤的《毕业证书》。

有了这本《毕业证书》，几年后的1996年，我还成为了省内一家晚报的记者，采写了大量的新闻稿件，直至退休。

抚今追昔，我要感谢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因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继续深造从而掌握较多知识的机会，就没有我在新闻道路上所取得的成绩。

201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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