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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光成

2017年是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年。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黄怒波认为：在物欲化的社会条件下，诗歌不能被同化，而要回归传统的文化价值。纵观东吉的诗集《在大地上》，感觉正是循着物欲化下心灵的坚守、现实精神下历史的回望，把自己满怀的心结，一个一个次第抖开。开阔的视界，广泛的笔触，敏感的情思，真挚的抒写，构成了东吉诗歌鲜明的阳刚之气，正义之声。我以为，风、雨、雷、电，堪称东吉诗歌的主题词。风，即采风，风雅，这是中国诗歌最早，也最为亲近大地贴近民生的形式与表现；雨，即春雨，暖意，这种以诗化育、润物无声的诗的内质，正是诗歌深入人心的不竭源泉；雷，即惊雷，醒世，一语破的，笔力千钧；电，即能量，哲思，文字在诗人的笔下集结，在诗人的笔下编码，在诗人的笔下组合出发，经诗人挑选、打磨、训练并赋予诗人自身气质的诗句，在诗与读者的欣然相逢中，散射出电光火石的哲思光芒。

“戈壁缘”。是东吉对从军往事的历历回悟与咏叹。过往的检索与现实的感受，浪漫的情调与高远的情怀，在铁骨铮铮的戈壁，以青春的名义，如云流逝，纵情演绎。“今晚的夜色，多么美好/江水呢喃，月光哗哗有声/遥远的乌什塔拉，我想起了你/天籁袅袅的边塞小镇”——开篇《永远的乌什塔拉》，就这样以舒缓的节奏，漾起诗歌内在的涟漪。诗人西川在《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中，曾批评当代诗歌“既不提示生活，也不回应历史，丧失了活力”的现象。值得庆幸的是，在东吉的诗歌中，这些弊端几乎少有影踪。东吉直抒胸臆，却不随意夸饰；表现艰苦，却充满豪情，恰是边塞诗人盛唐气象的承袭与复活。东吉以对故乡的情感回望乌什塔拉，以对“边城”的深情还原青春时光。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乌什塔拉，有“我肩头钢枪斜挎，手中缰绳倒提”英姿勃发的记忆；都是因为，在“乌什塔拉，有我暗恋的姑娘”——其实，又何止如此呢！《永远的乌什塔拉》，更是东吉对生命历程的一次解析，对家国情怀的恣意释放，对岁月时空的缅怀修复，对人生意义的重新考量。

“故园情”。是诗人对故土乡情的歌唱与怀想。审美的人文价值取向，第三视角的客观判断，将诗歌的精神内涵，推向了高度文化自信与自觉的层面。《江南·江北》，仿佛开场舞，伴着序幕的拉开，以先声夺人的华美，引领观众，直达高潮。全诗气势开阔，信马由缰，那些山光水色，飞涛叠浪，千年情愫，万古流风，一时纷至沓来，聚拥笔端。“他擢住了别人，首先他擢住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普希金抒情诗选》）《中江塔》《潮音街》《箱子拐》，《寺码头》《状元坊》《扁担河》，一个个历史故事在心头的复活，一缕缕长江文明在诗中的还原。《老海关钟楼》，将历史的抒写和反思，上升至国家意识的层面，“那里，默默矗立着的老海关钟楼/分明就是哟，芜湖肌肤上的/一粒牛痘……”在对一个民族饱受屈辱，横遭不公，不堪回首，痛定思痛之后，诗人相信，这些痛，这些恨，终究结晶为“一粒牛痘”，种进中华民族的肌肤，使中华民族从此具备精神上的免疫力，从此可以对各路列强的野蛮行径，大声说“不！”。

尽管，作为一位非专业的自由诗人，东吉在诗的结构、诗的凝练、诗的意象设置等方面，还有些许书卷的缺乏，或理论构建的忽略，但却看不出这有多少妨碍他的诗歌从整体学养上对诗的禀性和功用上的把握。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说过：“诗歌是一种力量，它能让读者回归自身。”我以为，东吉写诗，不是为了诗而诗，更不是为了别人的廉价点赞而哗众取宠。东吉写诗，是他生活的需要，思想的纠结，精神的解放，心灵的救赎。或说东吉的生命就是因诗歌而来，因诗歌而在。是东吉融入了诗歌，还是诗歌化为了东吉，有时实在是一件难以让人辨识的事情。一个人，能与诗歌构成这样一种化境，能以生命的燃烧引爆满怀的诗情，以自然的风、雨、雷、电，作出自己最原生态的情怀表达，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让东吉的诗歌在耳际萦绕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