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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太生

我读初三时，乡下的学校只有初二年级，于是，16岁那年我们乘船太平湖，到东边四十里地开外的县城中学——太中读书。

初三（3）班学生主要来自太平湖畔的和平，黄山西门的郭村，还有东黄山的谭家桥，龙门岭北端的龙门等地。教物理的蔡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毕业于厦门大学的蔡老师是福建人，当年也只30出头，蔡老师中等个子，普通话里带有很浓厚的福建尾音，闽地语言有音乐的旋律与韵味，听惯了当地乡间俚语的我们，听蔡老师讲课总感觉新鲜而有趣味。他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和蔼可亲。我们升高一时，学校以原来初三（3）班为基础，从一班、二班抽调少数学生过来组成高一（4）班，蔡老师也跟班上，继续当我们高一（4）班班主任。四班50多位同学大多来自乡下，住在学校，少数家在城区的学生则走读。

时值文革后期，尊师重教风气缺乏，学校教学抓得不严，尽管如此，一些教师凭良知，仍在尽责地做着与教学有关的一些事情，依然想抓好教学。然而终难突破当时大的气候与环境，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一些与真正意义上的教学毫不相关的事情常充斥课堂，学工、学农以及为班级创收的一些劳动耽误着教学，影响着我们。太中当时有个校办小农场，农场有近十亩田地，还有一头大水牛，学校农工徐师傅倒是尽心尽力将那条水牛喂得肚子溜圆壮实，校农场田地里的犁田打耙由徐师傅与那条牛来完成，而那些田地则分给各班来莳弄。太中与气象站之间的山冲里有两亩面积的田地属于四班，同学们在那里育过菜秧，种过南瓜，点过黄豆，收获的菜蔬全卖到学校食堂，微薄的卖菜收入作为班费。在大豆成熟的时节，同学们将连禾割下的豆秆抱进教室，坐在板凳沿上低下身子剥黄豆。有几位女同学手脚麻利，半天下来能剥两大搪瓷缸黄豆，有的还因此加入了团组织，令我羡慕不已。教室有时竟变得如同乡间生产队的队屋，学生们一个个也恰似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了。

从班级教室到学校食堂那一段路坡的右边，有一座四个房间的小平房，这是学校校办工厂——糨糊厂。学校请了一位懂糨糊生产加工的师傅当厂长，糨糊厂的工人就是从各个班级轮流抽到糨糊厂劳动的学生，当时县城的两家商店文具柜台上也堂而皇之地在销售印有太中糨糊厂标贴的糨糊。说起糨糊，它的制作工艺简单易学。在一个大木盆里铺一块干净的白老布，把食用的面粉倒在布上，然后将布捆扎系紧，将水倒入盆中，再将捆扎系紧装有面粉的布袋子浸入水中，不停地揉挤翻转，布孔挤出的精细面粉和浑浊浆汤就是糨糊的主要原材料，几经揉捏留在布袋里的是面筋。那时学校食堂也经常出售一道菜——辣椒炒面筋，我想，这道菜食材的来源一定是校办的那个糨糊厂，这些面筋也正是我们亲手揉搓提炼而成。面筋可以吃，糨糊是否也能吃？一位乡下的同学在月底吃完家里带来的酸菜，饭票上下两月也不能相接时，他悄悄拿走已贴上标贴的十几瓶糨糊，解决了两天的断粮饥饿大问题。后来看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在县城读书时，受饥饿严重困扰而悲苦难奈的情形，我也想起住校的部分乡下同学，就着一小勺辣椒酱或是一小勺腌菜吞下一碗米饭的样子，也会想起太中的糨糊厂，想起用勺子往嘴里填食糨糊的那位同学。

春暖花开时，也正是茶叶飘香新茶采摘的好时节。太中也会放半个月的农忙假，乡下同学各自回到家里参加农事，帮着干些农活。居民户口的同学家里没有田地也无山场与茶棵，学校就组织我们到茶乡——新明乡内浮去采茶。新明内浮那里山高林密，溪水潺潺，幽兰飘香，新绿的茶园散溢着猴魁茶叶独特的馨香韵味。生产队从山外弄来了稻草铺在队部二楼的木地板上，同学们一条床单一床盖被你挨着我我挨着你铺就出一长溜暖和舒适的地铺。山里的夜晚宁静而神秘，夜莺的轻吟浅唱伴着潺潺水声从那扇玻玻残缺的窗户传来，同学们很快进入梦乡。那时如果同学有梦，会是怎样的一个梦境——甜蜜、缱绻、醉人？郁闷、疑惑、彷徨？仿佛刚刚入睡，屋外山林依旧漆黑，采茶的农人身背茶篓擎着火把天亮前就出门了。这时一阵哨声传来，接着几声吆喝——“起床了”，蔡老师面带笑容把我们一个个叫醒，等大家漱洗完毕吃完早饭天已大亮，同学们手拿采茶用的独脚凳，身背茶篓，俨然一位茶农，也似林中欢快的鸟，大家一路上有说有笑向几里外的茶山进发。那时我们对茶的认知甚少，只知是去采茶，不知我们已在猴魁之乡采茶，更不知晓当时我们每天所喝的香甜之茶就是声名显赫的猴魁茶呀！

男生里勤快人不多，脏兮兮的地上很久已无人打扫，少数男生几天不洗脚，一到晚上熄灯就寝时，寝室里的脚臭味、酸菜味混为一体，在寝室弥漫，有敏感者用被子将头捂住昏昏入睡，有无所畏惧者张着嘴深深呼吸地进入梦乡，时间久了大家便习以为常。那年桂中华住上铺我住下铺，一天半夜他起来小解，黑灯瞎火里他坐在床沿边用脚四处划拉几下没挨到自己的鞋，就前倾身体提臀踏脚，一下从上铺跌落在地，疼得他不停叫唤，连连说道：哎呦，阿以为在旮里（太平湖畔乌石当地土话，“阿以为在旮里”意为：我以为在家里）。我拉亮寝室里的电灯，桂中华从地上才慢慢站起身一步一瘸地去上厕所。第二天他并无大碍，同学们见着他时便学说他的话语：哎呦，阿以为在旮里！开朗憨厚的桂中华也与学说他话语的人一同大笑起来。

高二那年我十八岁，班上有几名男生已20出头，他们嘴角开始长出黑绒绒的胡须，有位男生说巴不得马上毕业回乡去，代课老师一职村里书记说已给他留在那儿了。此时的他已无心学习，开始关注和关心年级里长得漂亮的女同学。深秋，在树叶落满校园操场的一个星期天，他对我们说他有个宏大的计划——他要给高二五个班的漂亮女同学每人写一份有关爱情的信件，他相信满园的鲜花总会有一朵属于他。怎样的同学为漂亮？他心里有多少漂亮的女同学？他将写多少封向女同学示好的信件？我们不得而知，确也为之惊愕与激动。毕业离校时，他不无沮丧地对我们说：给四个女同学写了纸条，一个都没回我的信。望着他肩扛棉被提着行囊的背影，觉得这位同学既可亲又可气，也为他未能如愿的宏大计划而哑然失笑。

岁月，如白驹过隙。太中76届高二（4班）毕业至今已四十周年，正如一首歌里所唱“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我们就已老了”。每每想起这些，也总有一丝无奈与伤感。再过些日子，我们（4班）的同学将有一次毕业四十周年聚会联欢活动，扪心自问：当同学再见面时，我们想说些什么？又该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