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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传洪

二、近年推论《金》作者的新角度

2007年后，黄山市民间研究者潘志义（别名“苟洞”）先生从结合《金》描述的生活环境和难懂的徽州方言，再次佐证吴晗先生的推论。证明《金》中的方言，并非只是“山东土话”，而大部分是难懂的徽州方言，一时间，在社会舆论和金学研究界掀起不小的风波。潘志义从实际环境出发的角度推论，给人带来了新鲜感。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学术研究易受到冲击，舆论很容易把研究成果与地方旅游开发的动机联系起来，结果弄得虚实难晓。

不过，不论是学者还是百姓，从不会拒绝有价值的推论，而且，他们具有分辨真伪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关于《金》作者到底是谁的话题，仍然会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

三、合理设定《金》作者推论的全角度

《金》书的内容，隐含了作者生活环境的特征，因此，推论《金》作者的角度，除了上述的角度外，还有一些角度的观察，是必不可少的，举例如下：

1.《金》作者必是熟知《水浒传》的人

明代产生了四大名著，即《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都是在民间创作基础上由文人作家加工写定。而《金》又是《水浒传》的衍生作品，《金瓶梅》中的部分人物故事和词曲嫁接于《水浒传》，那么，嘉靖年间，谁是精研、通晓《水浒传》，又会编故事，精通戏剧创作的人呢？这两者都具备的，只有汪道昆一人了，因为，为《水浒传》出书写序的“天都外臣”正是汪道昆。天都，指黄山三大主峰之一，汪道昆是天都峰山下人，所谓外臣，意指他自己退休官员。汪道昆在自己个别诗词里，也直接用过“天都外臣”的笔名。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前有汪太函（即汪道昆）序，托名天都外臣。”

2.《金》抄本起源地透露的线索

由上所述，最早见于文献记载见到《金》抄本问世的人，是万历24年（公元1595年）“公安派”文坛代表袁宏道及他的二弟袁中道和董其昌，袁中道47岁中进士，后任徽州府教授（掌教育的官员），与徽州根系密切；而书画家董其昌因鉴藏书画，频繁往来于当时著名的书画收藏之乡——徽州西溪南，与西溪南吴氏的许多族人是朋友，自然，他们都与徽州关系密切。

那么，董其昌是否可能在西溪南乡得到汪道昆的手迹呢？汪道昆（1525～1593）比董其昌（1555-1636）大30岁，董其昌34岁

（1589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时，汪道昆已60多岁，早已退休，两人不可能有交集。但是，董其昌解官后密切往来于西溪南，从事书画鉴藏与收购，就很有机会收集到汪道昆的手迹或汪道昆主盟的丰干社、白榆社和肇林社成员的作品的。例如，崇祯七年（1634），董其昌就在西溪南借阅、手摹了《汝南志》真迹，董其昌写到：而《汝南志》真迹为汪太学所购。汪太学指的就是汪道昆。

另外，最早全本——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也是徽州名刻工刘应祖、刘启先、黄子立、黄汝耀等人所刻。

3.《金》最初作者必是谈佛之人

《金瓶梅》在开宗明义的序文《四贪词》，就是谈佛家之戒——戒贪欲酒色，《金》通篇从金、瓶、梅三位女性争宠、争利、纵欲导致的凄惨结局，宣扬了佛家的因果论，《金》通篇对乡间佛事、僧人、居士有许多详细描写，以教化乡里。

从佛禅思想角度推论《金》作者是很重要的角度。不必讳言，一些学者习惯用从当代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来推论史事，想象古人行为，结果，与所要研究的对象真正的行为方式产生了背离。在《金》问世的明代，徽州极为盛行佛禅。据民国《歙县志》“寺观”条的记载，仅徽州歙县一地的佛教寺庙就有246处，道观也有近20处。此种宗教与乡民生活结合，形成了徽州社会的风土民情。最出名的，是出现了“文士禅宗”群体。如明僧王寅等人创办的“天都诗社”，汪道昆倡办的谈禅说文的“肇林社”，都是集名士、僧人为一体的文人社团。

4.《金》作者必是懂医之人

《金》书中对求医问药乡事的描写，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医识广博，而从汪道昆生平来看，他父亲以及他自己科举前都曾学医，而且，西溪南乡在明代时是著名的医书出版之乡，该乡吴勉学，官至光禄署丞。后弃官专事刻书，其子吴中珩承继父业，辑刻《古今医脉正统全书》，共收录44种204卷医学典籍，被列为中华十大医学丛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