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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佳林

村里人在议论我伯父时，不时会有人伸出拇指，赞为英雄。对此，我一直没留意，闲话时措词随意性大，作不得数。后来，说得人多了，听得多了，心弦到底发出了颤音。伯父的那些往事，平时我多半只在回忆的门口溜达一下，从未真正走进去。如今思忖一番，居然产生了写一写他的冲动。

伯父少年丧父，助母带大了3个弟妹，娶媳妇后养大了5个孩子，且都培养得温恭谦让有出息。伯父一生经历丰富：当过药店伙计，跑过买卖，被抓了壮丁扛过抢，解放后走上讲台成了教师，后又抄起犁耙耕作田地，接近花甲之年还重返讲台，并荣幸地享受了退休待遇。伯父身体康健，药店的经历给了他病理药理的知识，绝少去医院花冤枉钱，现已91岁高龄，为左右三村男性高寿者第一人。更让乡邻啧啧赞叹的是：生活依旧自行料理，且过得潇洒有滋味……

生活之路崎岖坎坷，生活华章却多彩多姿，于众生中确实不失为佼佼者。然冠以“英雄”这个流光溢彩的大词，私下里总觉得有些牵强。

我童年及少年的部分时光与伯父同住一栋房子。房子是伯父伯母、我父亲及母亲共同建成的。我还有个叔叔，盖房时他还小，出不了多少力，兄弟俩便一人给他一个房间，这样，兄弟仨都住在一栋房里。我父亲在村里当着书记，人来客往，正厅一直我家使用，伯父只在右边墙壁下摆了个小方桌来方便日常生活。

童年的事已记不得了。少年进了中学，才渐渐有了些记忆的储存。至亲的晚辈与长辈，反而不便沟通；加上建房时妯娌产生嫌隙，母亲也不让我与他家走动。我只是隐约觉得，他与我父亲叔父有着区别。譬如说，雨雪天里，父亲叔父在堂前左边一人一个架子打开了草鞋，或蹲在墙角磨刀磨斧头；伯父则端把小竹椅，泡杯茶儿，有时还添上一盘瓜子，悠悠然翻着手中的书，间或品几口茶嗑几粒瓜子儿——情调就不一样。只有天气晴朗了，兄弟仨才成了一路人，耕田的耕田，耙地的耙地，农事无所不为。家中的我，眼球逐渐为伯父的小方桌所吸引——那儿不时总会搁着本书儿。那时的生活非常单调，伯父的书成了我打发寂寞的寄托。像那本《儒林外史》，有些章节我就读了多遍。我在读出味儿的同时，也读出了疑惑，思量着伯父的品行中有着吴敬梓笔下杜慎卿的味道。可杜慎卿“穿着是莺背色的夹纱直裰，手摇诗扇，脚踏丝履”，且“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而我的伯父外表上看就是一个纯粹的粗手大脚的农民。

我起个大早去赶路过班车上学，晨雾中发现地边站立着一个人，面朝东方雕塑般一动不动。近前才知是伯父，给地里玉米下人粪肥，两只满满的桶儿、粪瓢、扁担弃置一边，兀自拢手站着，目光专注而神往。其时的东山头上，朝暾正从灰红的朝霞中腾起，穆穆皇皇，庄严无限。从他的情态不难看出，是在等待、欣赏日出的那一刻。我愣住了！我那时已读过文人雅士登泰山观日出的文章，可他几十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怎么还会有这份情致呢？

寒暑假里，白天我在田间地头干活还不觉得，夜里的时光却难熬。想起在学校图书馆意外看到阿炳的《二泉映月》曲谱，居然那般动人，心痒难熬，便趁雨天着手土制了一把二胡。这玩艺看似难弄，真动起手来其实也很简单。夜间我在堂屋里咿咿呀呀拉了起来，还别说，二胡味浓得很。我没料到它居然引来了知音——伯父从卧室出来了，坐在小竹椅上，架起二郞腿，眼眯着，手指在膝盖上依着节奏敲着，像乐队的指挥。我也拉得更起劲更入调了。不想父亲一脚踏进门来，大声斥责：正事不足邪事有余，还不进房睡觉！我不服：干了一天的活，就不兴调节一下？后脚跟进的叔父也斥道：调节什么？熬油费火的，最好的调节就是早点上床睡觉！我望了一眼伯父，可他选择了沉默。多少年后读达尔文的著述，才体谅了伯父。达尔文不信神，对基督教非常反感，但他一直没有公开他的宗教立场。在他看来，不信神的立场只适合于有教养的人，让普通大众接受无神论的时机还不成熟。我想，伯父其时一定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也不能怨怪父亲及叔父。父亲虽读过几年小学，但“文革”已闹腾了几年，阶级学说盛行，阶级阵线分明，人们的思维误入了一个怪圈，如贾府的焦大，大脑简单言行粗莽，那是“阶级本色”，是“纯洁、高尚”，而“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鲁迅语）”。听惯了样板戏的父亲，大概觉出了曲子有“异味”，惧怕儿子滑入“封、资、修”泥潭，才加以制止。至于叔父，因为祖父去世的早，几乎没读过什么书，除了一身的泥土味，一口的庄稼经，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爱好。

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工作开始后，有那么一天，来了两个手提公文包的人，进门后问：咏南老师在家吗？我很惊讶，也才知道伯父解放初期当过小学老师，因不会巴结领导，而当时反右又是有指标的（一个学区至少打出一个右派），加上伯父身上确实有那么一股与众不同的味道（那时视为资产阶级情调，现在看来应该是雅味），便理所当然被凑了指标。成了右派，上班时必须在胸前配戴右派标志。伯父一向注重品位格调，命运竟然如此捉弄，羞愤难当，只好弃了教鞭，回家乡在黄土地里寻求慰藉。伯父平常温言软语的，居说那次肝火上升，甩开了家什。

改革开放后生活在一天天好转，我家单独盖了房子，伯父也单独盖了房子，我又常年在外，彼此几年不见一次面。去年夏秋之交我回了趟老家，意外地在一处叫山东凹亭的地方遇上了他。岁月不饶人，龙钟老态毕现，但仍像当年雕塑般看日出那样，站在土坎上注视着西边的日落。我向他敬烟。他说，太阳颤颤地下去了，看似熔金般火烈，其实光焰的热度大减。不过，送行的场面还是隆重的，你看那晚霞烧得多兴闹，把千山万壑晕染得满目辉煌。我按指点观望了一番，第一次发现太阳的葬礼竟是如此壮观。他沉思有顷，说，曾国藩言及人生三境：少年经不得顺境，中年经不得闲境，晚年经不得逆境……我不免暗自喟叹，逆境抑或顺境，教师抑或农民，风华抑或迟暮，都与风雅时光同在！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的修为？不得而知！我又想起了在他那张小方桌上读到的《儒林外史》——我最初的文学情愫是它给的；我还想起了书中的杜慎卿——这个给当时的人们支撑起一片精神家园的风雅之士……无怪乎此书能传世不朽！

是的，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有着生活底蕴的国度。有人曾这样说，缺少风雅时光的时代，是一个鄙俗粗劣的时代，也是文化和情趣消退的时代。我很赞同。今天，当人们不再为衣食住行困扰时，精神文明也在悄然行进。美好的东西，可以暂时被卷存搁置，也可以遭受曲解颠簸，但不会消失。乡人对我伯父一向敬重，又由敬重夸为英雄，就表明了内心的向往与追求。只是英雄之说词不逮意，就理解为一种赞美吧！

叔父走多年了，父亲也走了几年，作为哥哥的伯父，还在惬意地、健康地生活着，我想，这不单是出于病理药理的知识，父亲与叔父只懂得生存，伯父学会了生活，这就是我在此刻悟出并要告之读者的。

在为伯父九秩嵩寿祝嘏之际，写下这点文字，算是我——一个侄儿的孝意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