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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朝曙

父亲的历史

家住黄山区广阳村的周汉君，年过八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追寻父亲错综复杂的历史。周汉君的母亲黎绛英是广阳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她在石埭崇实中学附小当教员，认识了从外地来崇实中学当教师的周世光，两人相爱成婚，1932年周汉君出生了。

成婚后的黎绛英，好多年根本不知道，他的丈夫周世光，这个湖南娄底小伙子是地下共产党员，是一个革命家。周世光原名叫周华封，1924年在湖南湘乡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在安源煤矿开展工人运动时，任安源煤矿党委组织部长，与刘少奇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马日事变”后，湖南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周世光受湖南省委派遣，回湘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湖南国民党清乡司令部通令密缉周华封，得到同仁报信后，他立即与地下党员陈恕（陈通德）、彭微萍（彭仕浩）等埋藏了枪支，经长沙、南京逃往安徽，潜入靠近南京的安徽来安县警备队，担任少校军需，化名周士光。一同来皖的陈恕，隐居在皖南深山的石埭县。1929年冬，周华封应陈恕之邀，与彭微萍一道来到石埭，在私立崇实中学当教员，改名周世光。

结婚三年之后，1933年周世光应同乡成圣昌之召，去南昌《汗血月刊》编辑部任副主任，以周矢光之名发表《铁血青年》一文，被当局追究，离开编辑部。1934年，周世光原在安源的同事邓文仪（去台湾后，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由莫斯科中国使馆回国，任南昌蒋介石行营调查课（特务）课长。邓文仪曾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后任中国驻苏联使馆首席武官。他们两人在南昌见面后，经邓文仪介绍，周世光进入南昌行营受训，隐瞒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蓝衣社，活动于九江、南昌、南京、镇江之间。1935年12月下旬，周世光与国民党军统局督察长乔家才由南京到达北平。乔家才任蓝衣社北平站站长，周世光任书记。这一期间，周在北平的城北开设人力车行、鲜果店作为联络场所，以中国大学生助教为掩护，化名陈则典。与当时的上层人物均有接触，并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交往密切。在石埭家里还保留过署有“民国二十五年宋哲元赠”字样的缩本精装烫金边的《四书新编》。

芦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周世光担任国民党特务处北平区副区长。区长马汉三回后方，周主持实际工作，并兼任蓝衣社北京站站长。他会英语，还在新民日语学校补习日语，取名吉川义田。在燕京、清华、北大、辅仁、中国等大学师生中活动。年底，北平成立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周世光与之抗争，计划暗杀日本军官杉山大将、喜多诚一中将和大汉奸王克敏、王揖唐、汪时景、汤尔和、缪斌等。1938年，周世光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一次，应付得当，化险为夷。但在1939年，因在西单附近开了一枪，打伤一个名头不大的汉奸，使行动计划暴露。10月24日周世光与人接头时，被日本宪兵队捕获，关进设在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驻地。周世光在宪兵队的酷刑拷打下，宁死不屈。1940年8月8日，被侵略者杀害时，年仅32岁。

儿时的记忆

父亲遭日本宪兵队逮捕时，周汉君只有9岁，他跟随母亲到沙滩红楼的地下室探望父亲，只记得母亲不停地哭，父亲说：“大丈夫死则死尔。何用忆念！”这是父亲最后留下的话。周汉君记得父亲说这话时显得平淡，没有那种后来电影里烈士就义前的威武。

周汉君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前后总共不过两年时间，1939年春他与母亲从家乡广阳来到北平，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在他的记忆中，到北平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搬了六次家，这些住址至今他还记得清楚，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出差去北京，特意到这些地方去寻找过去曾住过的房子，有的房子还在。

对搬家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父亲急急地回来，火速收拾东西，一家人上了人力车，邻居相问，则回答说：“带‘小蹦豆’去看病。”小蹦豆是他的妹妹，后来夭折了。车到协和医院后，一家人下了车，在附近转了几处，又上了另一辆车到了一处新家。住下后，父亲交待他：“你这几天先不要出去玩，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姓李。”父亲新拿到的“良民证”上已改名姓李了。

父亲与辅仁大学的外文系主任英千里（英若诚的父亲、英达的祖父）来往密切，周汉君还记得他曾见过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校长。父亲被捕以后，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还曾派人来周家探望过周汉君和他的母亲。2010年，周汉君在北京接受《新闻周刊》记者汤涌采访时，回忆说：“我们家也来过西什库教堂的神甫。多年之后我查资料才知道，原来那曾经是军统局北平站一个重要的联络点。其他的联络点还有洋车行和鲜果店。”

父亲被捕后，周汉君与母亲也被捉到沙滩北大红楼，关了整整一夜，日本宪兵见在这一对妇孺身上问不出什么东西，就把他们放了。后来宪兵队多次派人到他家探问有无熟人来访。当时，允许他们母子每周探监一次，送换洗衣服。就在那次印象深刻的母子与父亲见面以后，周汉君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1940年3月，周世光由沙滩红楼转移到炮局胡同井上部队，不准家人接见，换洗衣服由刑队传出。夫人黎绛英在为他折洗血衣时，从衣襟中发现他预写的遗嘱：

吾为国事，今以身殉，从容就义，古人难之。吾获师承相国文公，凛存燕都之正气，虽死犹生。国事自有后继，志士共负建国复兴之责，吾无何言。独于仰事，俯蓄之道，乖亏忒多，引为遗憾耳。势不得不赖吾妻强自扶持，以养以教，可于旋里后，分央伯予、玉琨、少珊、哲民、廷贵、平一、果谌诸友，设法维护，以顾生计，以资教养。结缡十载，艰苦共尝，今竟死别异乡，良可哀也！尚祈皇天佑汝，俾汝产前产后，无灾无害，生死永诀，珍重珍重。

右付吾妻周黎绛英存念，垂教汉儿。世光预书于北京大学日本宪兵队时民国二十九年夏历二月初八日

怀孕在身的黎绛英见到这封预写的遗嘱，知道丈夫已无生还的可能，终日以泪洗脸。直到8月25日见到《北平晨报》号外刊登的消息，才知道早在8月8日丈夫就被处刑。那一批被杀害的平津两站重庆特工一共有14人，21人被判处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还有2人病死狱中。黎绛英得此消息后，寻遍地坛、先农坛、八圣庙、永定门外等刑场坟地，最终未能找到丈夫的遗体。

曲折的人生之路

父亲死后，周汉君与母亲回到老家石埭广阳，不久，母亲生下弟弟黎洪君，改由母姓。他自己则按照父亲的遗愿，“以资教养”，在北京时他在正德小学和培根小学读过书，回乡后进入崇实中学附小续读。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给周世光的家人颁发了“陆军预备16师上校参谋周士光抚恤令”。1947年，在戴笠飞机失事死亡一周年的纪念仪式上，周汉君作为遗属代表受邀参加。在这个纪念仪式上，他的父亲周世光被追认了“少将军衔”，并得到一张盖有国民政府典玺的“哀荣状”。那天，蒋介石和毛人凤接见了他们，毛人凤还与周汉君亲切握手。

1947年周汉君从崇实初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市立一中读高中，但只读了一年半，面临全国解放，寒假以后他没有返校，而是参加了地方上的工作，5月份石埭解放后，他参加了刚组建的石台县供销总社工作，担任会计。

因为有一个“大特务”的父亲，1952年周汉君在“三反”“五反”运动当中，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在监狱里直待到1956年。出狱以后，周汉君回到村子里当了一个农民，对前途彻底无望而情绪消沉。在这个时候，继续在石台中学任教的原父亲同事陈恕老师给他出了一招，让他去找刘少奇，他才知道父亲是湖南娄底人，早期的共产党员。从此，一个疑问长期困扰周汉君，父亲究竟是国民党大特务，还是潜伏进国民党的共产党？

当时运动频繁，人人自危，他只有在村子里本本份份地当一个农民。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他才复职重新回到县供销社工作，这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为父亲正名

复职以后，周汉君便开始追索父亲的身世之谜，他给相关部门及他所能知道的父亲生前的同事和好友发去大量信函，了解父亲过去的情况。但是反馈的信息微乎其微。

他还特意到南京去找到以前在北平与父亲同过事的熊召璧女士，熊女士曾经被军统安排扮演过周世光的“假太太”，有点像《潜伏》里翠平的角色，在真太太到北平后她就搬走了。北平蓝衣社被破坏后，熊女士也被日本宪兵队抓获，拷问后释放。抗战胜利后周汉君在南京读书时，再次见到她，并得到她的关照。现在去找到她，问起自己的父亲，熊女士所能告诉他的也只是几句简单的话：“他为人审慎，从不多言，不知其渊源。”

随着知情人的相继离世，周世光的真实身份成为一个难解之谜，但是，父亲是为抗日救国而捐躯，这一点毋庸置疑。1984年周汉君借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找到民政部，询问能否追认自己的父亲为烈士？得到的答复是：“国民党军队将士在正面战场上牺牲的，可以追认为烈士。但您父亲是被宪兵队逮捕杀害的，不符合条件。”周汉君反问：“我父亲是为抵抗日本侵略而被宪兵队杀害了，你说，他应该算什么人？”接待他的人无言以对。谈到后来，接待他的人叫他如果能将当年的“抚恤令”和“哀荣状”拿出来，或许还可以考虑。但是，“抚恤令”和“哀荣状”在他入狱之后，家人就将之焚烧，现在他到哪里再能拿得出这样两个证据！

如果能证明父亲是潜伏进国民党中的共产党，追认为烈士应该毫无疑问。为此，周汉君致函中组部询问有关的档案材料，中组部很快就给他回信，没有找到关于周世光的任何档案材料。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湖南娄底市修《娄底市英烈》一书，将周世光为抗日牺牲的光荣事迹列入其中，但当时负责编修的干部也不能确定，到底周世光是带着命令潜入了军统，还是脱离共产党后加入了军统？在革命低潮时期，确实也有很多人在压力下重新做了抉择。

到了八十年代末，解放时离开大陆到台湾的父亲同学苏必贵回乡探亲，周汉君找到他，希望能在台湾帮他找到父亲当年的同事，提供父亲当年的相关情况。苏回台后，找到周世光当年在北平蓝衣社的同事兼好友乔家才，之后，乔家才写了一篇长达六千多字的回忆文章，发表在台湾的《中外杂志》上。文中回顾了他与周世光在1935年同在北京蓝衣社工作的情况，以及后来遭逮捕牺牲的始末。1939年，乔家才作为军统督察长视察华北，在北京见到周世光，“斗志高昂，精神旺盛”。但通过对京津两地的视察，乔家才发现两地的蓝衣社处在非常险恶的境地，再加上内部之间的摩擦，已处在危机四伏的状态之中。他曾劝天津站的站长曾澈和北京站的周世光都尽快离开，但两人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没做完，不愿走。中秋节后，天津曾澈和两名组长、一名军事特派员遭到日本宪兵队逮捕。此时重庆派来的新站长刘艺舟也来到了北平，但是周世光认为筹划已久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交接工作。乔家才劝周世光：“天津出事，危及北平，应当全力防范，绝对不能再做行动工作，给敌人以侦破机会，为甚么还要这样做？”周世光的回答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又说：“这些年来，北平没有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工作，比不上上海，也比不上天津，我真没有脸回去见戴笠先生。”结果因在西单一枪，而全面暴露，遭到逮捕，直至牺牲。

这篇文章足以证明，周世光是为抗日而牺牲！

随着电视剧《潜伏》的热播，当年的特工人员受到人们的关注，2010年周汉君在第12期《新世纪周刊》上，看到虎甲所写《历史上的军统天津站》，文中最后一节“以身殉国的烈士们”提到了军统北京站站长周世光。他立即与这位作者取得联系，随后，经这位作者介绍，《新闻周刊》的记者汤涌对他进行了采访，并在2010年第13期《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我的军统站长父亲》一文。不久之后，上海电视台北京办事处邀请他北上做了一档《往事》节目，于2010年11月在多家卫视播出。在节目中，周汉君回忆与父亲在一起的历历往事，情动于中，难以自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