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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槿花开

2022年01月01日 10阅读 来源:黄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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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奉

1984年国庆节后的一个周末,天气有点凉,我正独自呆在学生宿舍里。表哥汪顺明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在宿舍门口,他说:“我妈给你带了一缸菜来。”说完,拿一个网兜装着的瓷缸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立即溢出一种新鲜菜蔬的香气,是一大缸用萝卜丁、虾米、豆干、少量肥肉炒的炸酱,这是住在坑下的大姑给我送菜的标配。下一个周末,我会拎着空缸子,从一中下来,沿着北街,从信用社那个弄口拐进去,到坑下23—2号大姑家。大姑家是个老宅子,厅堂里白天都很暗。上下两层,楼上还有两间房。我去的时候大多下午,大姑和姑父都在家里。大姑那时才五十多岁,中等个子,穿着朴素,经常穿一件青色的卡其布褂子,剪个短发。她见到我,也不会特别亲热,但总会问问我学习情况、叮嘱我要好好读书,又讲讲以前文堂家里的事情,说当年她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对她和几个弟弟都是很严格的。那时候,我只听说她曾经参加过游击队,在历溪坞打过游击。但她从不和我说这些事。她家订了《中国电视报》,我看看报纸、吃个晚饭,就回去了。

1992年的2月23日,我突然接到父亲的一个电话,说大姑去世了,感觉很奇怪,因为大姑年龄不算大,又是离休干部,医疗条件应该不差。等我坐班车赶到县城,到了坑下大姑家里,发现人挤得满满的,大姑躺在楼下的房间里,身上盖了块白布,依然是平日的模样。小林姐姐哭得很厉害。依稀记得大姑父汪茂汉找来了桃峰村的领导,答应帮忙弄一块墓地。过了几天,大姑就永久地安息在西门口的公墓地里了。今天,隔着近三十年的光阴,回想姑姑这一辈的生活,他们在经历红色革命的残酷洗礼之后,自己的父亲罹难、兄弟姐妹仓皇出走,整个家庭雨打风吹散。但又各自凭借顽强的性格,如野草般生长起来。只不过大革命的洪水冲过,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上都留下了挣扎的痕迹。背负过重的包袱。在所有兄弟姐妹中,大姑姑最先向时间、向生命之神低下了高贵的头。现在我来回忆她的足迹,就是沿着父辈们走过的道路,走向家族性格的源头,探探大时代的痕迹。

大姑陈瑞眉1924年10月出生在文堂村,父亲陈必赠(字伯言)是个乡村士绅,当过祁阊高等小学校长,后经营物华馨茶号,来往上海香港等地营销,维持一家人生活。其母郑次宜,为附近合城里人。由于父母亲性格不合,在瑞眉出世十个多月后,母亲离开了文堂。六十岁的祖母可怜瑞眉这么小没了母亲。常常叹气说她不走大路,是走小路来到人世间,所以分外怜爱她。

陈家是个教育世家,即使是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家规家教依然很严。父亲自小就让她和弟弟妹妹们一起背诵古文、历史,号称“学愈轩”的祖屋里常常传来瑞眉的读书声。在晚年和子女的交谈之中,她常说:“我父亲虽然去世早,但给我打下良好的国学功底、种下了文化的种子。”之后,她在本村私塾以及祁门女子小学读书。1944年,年方20的她,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到江西上饶莲荷进行集训。三个月后,她又考入新成立的歙县师范学校,当时校长是革命人士倪畅予。她在学校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为之后走上革命道路积累了经验、壮大了胆量。但1946年,她还是遵照父亲的安排,和本县彭龙人汪洪青(又名汪飞)结了婚,婚后只有退学了。

结婚之后,由于丈夫经常不呆家,加上婆家看到瑞眉生娘不在,三时四节没走动,所以也不将她看得重。年底瑞眉生了个女儿,生产大出血,又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孩子出生5个月之后就夭折了。出生在家规严格的家庭,又遭遇父母离婚、夫妻不和、婆家欺负、孩子夭折的痛苦,陈瑞眉面对坎坷的命运和未知的明天,自感“一片孤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所以她曾喟叹道:“上天无门、下地无路,世人本该没有我!”

新旧交替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动之中。黑暗之中,必有光明。1948年春天,新四军来到祁门西线打游击,在历溪、茅棚店、高枧一带活动。陈瑞眉听说新四军是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大家亲如兄弟、平等一家。陷于苦闷之境的她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后,在别人的介绍下,她收到了新四军首长马文杰(后任祁门县县长)的邀请信,动员她去参加革命。收信后,陈瑞眉思想上开展了激烈的斗争。经过几天思考,最后还是决定:去!

1948年8月7日晚,新四军派了一个农民通讯员过来,连夜将陈瑞眉从彭龙接到游击队驻地——桶坑,走了几十里山路。等他们到达桶坑,天已拂晓。瑞眉这时才看到,桶坑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庄,村中间有个小溪涧,溪涧旁边有几棵木槿花。在晨曦中,清白幽香的木槿花和慈祥的首长、可爱的战士都一起向她涌来,嘹亮的革命歌声在她耳畔响起。她的精神为之一振,革命让她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亲情,看到了明天。后来,陈瑞眉自己做了一首诗,写下她当时的心境:“生年苦厄运多艰,出嫁又逢六月雪,投身革命何足畏,且看厄杨新发枝.”

第二天,马文杰找陈瑞眉谈话,给了她一本厚厚的革命简史,让她多学革命理论,多为党做工作。之后,她就跟着马文杰的夫人洪华等人做群众工作,发动妇女参加革命队伍。历口伪乡长四处张榜通缉她。1949年春,国民党驻守城安的队长方培芝率部起义。起义部队与黟祁休独立连合编为独立营。为做好群众工作,在独立营之外,还成立了一个文工团,陈瑞眉和几个大学生、中学生一起被编入文工团。

1949年4月下旬,独立营大部前去迎接大军过江,仅留少数战士和陈瑞眉等人。4月24日,通讯员来报信,有川流不息的国民党军队向大洪岭那边走去。为确保安全,夜里由农民将文工团的人员带上了山,进了苞芦棚。是夜,枪声、炮声此起彼伏,远听如爆竹。大家焦急地站着,未能入睡。翌晨,枪声逐渐地停歇了,一位战友高声远喊说:“同志们,顽固派垮了,我们胜利了!祁门解放了!”文工团员们听了高兴得直跳起来,于是喜洋洋地下了山。后来才得知当晚战斗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野第33师,在赤岭、城安一带追击了溃退的国民党第96军后卫部队。

之后,陈瑞眉留在石台、雷湖一带迎接解放军南下,组织民工队为部队送粮送物。大军长途作战,日以继夜的行军,导致有些女同志脚上都起了泡,一拐一拐的,还得背着枪弹。陈瑞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赶紧去帮她们找地方休息、洗澡、换洗药物等。支援工作结束后,陈瑞眉等也随军翻过了大洪岭,一路上,她还捡到很多国民党部队丢下的枪弹和磁缸、脸盆、棉絮等。

到县城后,在马文杰县长的安排下,陈瑞眉被分配到皖南干部学校学习。在干校的一段时间,因为夫妻感情不和睦,干校组织科长史守功让陈瑞眉将被子搬进她的卧室,与她同睡同学习。她常常同陈瑞眉谈心、了解她家庭情况。之后她对陈瑞眉说:“你背着思想包袱来干革命工作是不利的”。在她的劝说和帮助下,陈瑞眉和汪飞协商离了婚。

干校结束后,陈瑞眉被挑选到芜湖皖南区妇联会工作。一九五0年,她主动要求回到祁门,调整到平里(四区)妇联工作。先后在平里、溶口、芦溪等地负责土改工作、抗美援朝、扫盲运动训练班、新婚姻法宣传运动。1953年冬,因陈瑞眉身体欠佳,组织上为照顾她,调她到县妇联工作。

1954年,陈瑞眉和双平区民政干部汪茂汉结了婚。同年冬,她生下一个女儿。因为以前夭折过一个孩子,现在条件稍改善,为养好孩子、提升自己的体质,她将平日里节约的一点工资,买来一些补品。但没想到就是这么一点的“奢侈”,竟惹来后来的莫大事端。

1955年,陈瑞眉随同县领导去乡镇参加试点。8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县妇联通知,让她立即赶到单位开会。一到单位,一个领导立即让她停职反省。好像当头一个晴天霹雳,她猛然像触电般昏了过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就是因为平时生活上的一点,被单位上心怀不测的人举报了。第二天,县妇联召开全体妇干会议,会上说陈瑞眉思想落后,享受思想严重,工作不积极,决定让陈瑞眉回家反省。这样,一个早年投奔革命、为祁门解放做出过贡献的杰出女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离开”了革命队伍。

离开队伍之后,陈瑞眉极度悲伤。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是赤身裸体参加革命的,离开了革命队伍,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在那充满生命危险的白色恐怖下,我不顾一切投奔革命,今天全国胜利了,反而离开队伍?难道自己是苟且偷生?是追求享受?是怕吃苦?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她整天以泪洗面,精神不振。但为解决生存问题,只有到街道上当群众,每年茶季,到祁门茶厂去拣茶叶。一个曾经拿书、拿抢的手,现在被迫在茶厂里干粗活,手上都磨出老茧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央开始大量平反以前的冤假错案。陈瑞眉也得到了党和组织上的关怀,经过自己申诉、组织考察之后,认为当年的处理属于错案,于1981年给予平反。1982年,又转为离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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