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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红波

文/图

父亲的电话是前一天晚上来的：“明天7点轮到杀猪，你回来拿肉吧。要是没空，过两天放中巴车上给你带出来。”他的话语很是随意，并无多大“硬性”要求。冬天的绵绵冷雨，出门委实不便，何况我要上班还负责给女儿烧饭。

杀猪，是山里过年的预热和前奏，是普通人家年底的大事。冬至之后，那远远近近的猪叫声，在胡同里高高低低地回荡，整个山村开始变得温馨而丰盈。村人水埠头碰见，三两句之后就问：你家哪天杀猪啊？儿子女儿要来家帮衬吗？不年不节的时候，子女一般都是来不了的。

我家猪栏紧挨着房子，隔着一个小小的家庭茶叶菊花烘房。猪栏门一开，猪是可以大摇大摆到堂前来逛逛的。不过，对它们来说，是小时候从堂前被拎着耳朵嗷嗷叫着，拽到后面的猪栏里去。那个宽大却黑暗的居所，生活上一年。母亲说，漆黑的猪栏才好，看不见天光，吃了睡，睡了吃，清清闲闲地过日子，容易长大。

如果还有跟它有关的，不再是猪，而是家人眼里的火腿肉、腌的肋条肉、猪头、猪舌。一年的辛苦，肥猪变成了猪肉，成为来年悬挂在屋梁上的腊肉、腌火腿。当然，还有那十月半的粽子，平时的炖菜里，因为腌肉因为火腿而更加诱人。人伺候猪一年，猪也犒劳人一年，循环往复地过着，山村的日子就是这样。

杀猪的时节，我常常走不开。女儿小的时候，带她回家看杀猪，见识民俗，她宁可躲在被窝里不起床。母亲也是不看杀猪的，养了一年的猪。一日三餐伺候着，还时不时的有剩饭或是青菜，扔一把进去。猪在栏里“嗯呐嗯呐”的回应着，总给她欣慰。当杀猪匠来的时候，母亲的任务主要是烧开一大锅水，在一切准备就绪时敲敲猪食桶，把猪带到堂前来，剩下的就是父亲和别人的事情。

我没有参与过杀猪，抓猪头猪脚猪尾巴，还是扶长板凳之类，以前年龄小，不给做。后来长大了，又外出读书谋生，没有机会去见习实习帮忙杀猪。随着年岁渐长，我偶尔回家，也是袖手旁观。年近古稀的老父亲也不帮忙了，他的任务是给大家当下手，泡茶递烟，然后是负责腌肉。

生物钟的时间点，我在朦胧晨光中醒来，窗外是淅淅沥沥的冬雨。总以为雨下下，就该歇歇喘口气，可是雨的不知道人的心情，回家的班车是固定的，雨点的到来，却是自顾自的。它不解风情，我也只能是搓搓手，羽绒服后的帽子翻到头上，出发。这样的时节，乡村的中巴车空荡荡的，想放下帽子，没料那后排玻璃扣上小洞里的风，强行挤进来，我缩在后排的椅子上，真冷。

到村里已近中午，转过拐角就看见父亲从厨房出来，一脸的笑意：“来家了？中饭还没烧呢？猪杀了358斤，妈妈本事大了。”母亲的声音传出来：“猪食今年主要是你爸负责的。菜准备好了，在焖饭啦。”堂前的肉凳上，一字排开大块的肋条肉，两只火腿放在八仙桌和小饭桌上，地上的竹匾里，横七竖八的是各种切好的肉。楼梯口的竹叉上，悬挂的槽头肉和猪肝之类。

父亲毫不客气地安排我任务：换件衣服，把这些切好的肉搬楼上去！十年前他查出心脏有问题，装了支架之后，走平路心跳舒缓，一旦爬楼梯就气喘。杀猪回家，我能做的也就这小小事——搬肉上楼。坐车回来，一身寒意，搬肉爬楼，刚好可以锻炼，让身体微微发热，一举两得。

换上蓝色的工装服，手指插在尖刀戳出的小洞里，一手一块肉，以为是轻松的事情。可古式的旧楼梯，有60多度的感觉。楼梯很窄，且陡峭，我右手高，左手低，横着上楼，不拎高一点，肉就碰到楼梯了，沾上一层灰，给人一种邋遢感，肉似乎都不香了。看似不重的肉，“横行”到楼梯顶上，感觉脚踏在云上一样，几次下来，两脚软绵绵的。

最后是两大火腿，猪有三百多斤了，火腿也有二三十斤，庞然大物一般。父亲让我弯下腰来：抓紧猪脚，猪皮碰到头发没事的！重量是小事，主要是不能碰到墙壁。碰到墙壁是小事，关键是人站不稳要摔下楼，就成大事了。自家的木楼梯，闭着眼都可以上去，还是小心地不碰到。到楼上房间，放下来的时候，孤身一人，那分量好在还能把持住平放在长凳上。

母亲很快烧好了一盘槽头肉，还有鱼块，还有豆腐角，转身出门：俺去看看你外公，叫他中午来吃杀猪饭。外公没有来，要看店，二舅舅来了。父亲、舅舅，还有我，三个人围着桌子，想着中巴车冷，也就倒了半杯酒。虽然简单，却也是吃上杀猪饭了。母亲一直在忙，为我准备带回城的肉和青菜，还有女儿喜欢猪肠和猪血，满满的一大袋。-->